早几年的时候，医院更改了全部的知情同意书，而且大概是整个医疗界的行为，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触动了医务科的神经。

知情同意书的改动很简单，就是在每个同意书里增加了一个项目，要求给患者“至少两个选择”，然后让患者或者家属用手写自己想要接受的治疗方式。

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对吧，但是一操作起来就有趣了。

那天坐在办公室签病历，听到住院医师和病人家属谈话。

“你要知道，你可以手术，也可以不做手术。”

“好的大夫，我们既然都住进来了，肯定就是奔着让主任给我妈妈开刀做手术来的，肯定是做手术比较好的，对吧医生。”

“我不能代替你做决定，你可以选择手术，也可以不选择手术，这是你的自由。

病人和家属一时间就被问得有些懵。

“没人说我们可以不手术呢，那大夫我们不手术还能干嘛呢？”

“不手术就可以选择观察嘛！”

“那大夫我妈妈这个穿刺了是癌了呀，能观察么？”

“这个我没法给你做决定，选择手术和不选择都只能你说了算。”

“那大夫，如果是你妈妈得病，您会怎么选呢？”

“我妈没得病，别乱讲。”

“我知道，我是说假设……”

我看那个住院大夫马上就要跳起来了，赶紧趁俩人火拼之前冲上去，把住院医生支开，和家属简单说了几句。

“这是现在的规定，就让您知道手术存在风险，如果实在不能接受风险医生是不能强求的，但是现在这个病情，确实手术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建议您选手术。”

最后手术非常顺利，病人也成功出院了。但是没有想到又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病人家属又来我门诊了。当时明明不是我管理的病人，按理说复查应该找他的主管医生才对。

结果发现，她过来为的是另一件事。

“我妈妈又去住院了，说是脑梗，医生就建议我们用抗凝，说用了可能会出血，不用可能会栓塞，让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用，我这实在是没招了，才过来听听您的意见。”

我摇摇头，这并不是我的主业，但是我听了她描述当时医生的话，大概明白了意思，于是和她好生解释了一番。

她的医生潜台词其实是，抗凝总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我们还没法控制，如果要用，出风险你可别怪我没和你说。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在当下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医疗法规的现状下，知情同意书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告诉了你风险，医生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了，而是说，如果你发生风险的时候，医生没有和你签署任何知情同意书，那么医生就是全责。

这就好像追尾全责一样，是一个目前形成的定论。

所以增加一个“让患者自行选择”的条目，也是为了完整实现“知情选择权”，意思就是你不仅仅有知情权，你还有选择的权利。这条规定让作为医生的我，从情感上不应该，从法律上也不允许为患者做任何决定。其实法律的初衷是好的，是最大限度来保障患者的权益，让“你知情，我选择”变成“你知情，你选择”，这看起来像是立法上的一项进步。

这是进步，我同意。

但是这条“法律”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医生的培训工作，就很有可能因为动作变形而出现畸形的效果，就像我开篇讲的那个患者一样，会主观感觉到很无助，我又不懂医，你又让我选。

一个优秀的医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规避风险，他在和患者讲述过所有治疗选择之后，一定会主动给患者提供一条他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才是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如果让患者自己选，那要你医生有啥用？

医生、伦理学家杰伊·卡茨（Jay Katz）在1984年写作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沉默世界》（The Silent World of Doctor and Patien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医疗改革，使得病人对医疗决策拥有更大的决定权。阿图医生认为，如果赋予病人更多的医疗决策自主权，有可能在无意间大大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但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种责任的转移做得有点矫枉过正了。

病人自主权看似变多了，但是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病人通常不想要我们给他们的自主权了。他们很高兴是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尊重的部分，而不是让他们真的去自主操纵自己的治疗方案，于是在实际治疗中他们通常会放弃这个权利。

来源：上海肺科王兴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