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历届相比，本届美肝会药物性肝损伤（DILI）领域的内容是相对比较多的，几乎每天都有相应内容的报告，涉及DILI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而且，今年我们欣喜的看到有多项来自亚洲地区的研究成果也在会议中交流、报道，如来自印度、中国香港和德国学者的联合研究等，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因此，从本届美肝会DILI领域报道的研究地域和研究进展来看，这可以反映一个趋势，与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发病率较高的肝病相比，作为临床上不明原因肝损伤、不明原因肝病的常见病因，DILI这个貌似“小众”的疾病，正得到越来越多临床医生、学者的关注。此外，DILI常常与新药研发失败、药品上市后的安全性监管有关，也是各国药监部门和新药研发企业重点关注的领域。

茅益民教授与AnnDaly教授在欧洲DILI前瞻队列启动会上

DILI的遗传易感性

纵观本届会议DILI领域报道的研究进展，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强调“精准医学”的理念。这从会议内容的设置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在今年的继续教育课程中，美国药物性肝损伤协作网络（US-DILIN）共同主席范塔那（Robert Fantana）教授，针对DILI中的精准医学问题进行了精彩的阐述。11月11日上午，在海曼·齐默曼（Hyman J. Zimmerman）肝毒性主题报告中，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的达利（Ann Daly）教授，就DILI的遗传易感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Daly教授从细胞色素P2D6（CYP2D6）表型与哌克昔林（perhexiline）肝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与氟烷（halothane）肝炎、双氯芬酸（diclofenac）所致DILI与UGT2B7／ABCC2等开始，回顾了历年来DILI相关遗传风险因素的研究进展。特别提到了近年来，随着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研究的开展，发现了一些HLA不同等位基因位点突变与某一特定药物引起的特异质型DILI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是与某一特定药物相关，HLA基因的多态性尚不能完全解释不同药物引起DILI的共同遗传易感性。2019年一项发表在《胃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的研究（包括2048例DILI患者和12429例对照）发现，PTPN22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与一些药物的DILI风险相关，并被认为是可能反映不同药物引起DILI共同遗传易感性的潜在生物标记。此外，Daly教授也提到了一些尚待确认的其他遗传风险因素，如：ABCC2和BSEP、NAT2和抗结核药、ERAP2等。

DILI临床诊断、评估和预后预测的进展及挑战

Fantana教授则在继续教育课程中，以一个临床病例开始，向大家介绍了DILI的临床诊断、评估和预后预测的最新研究进展及面临的挑战，而这些进展均与如何向临床“精准”转化相关。在诊断方面，Fantana教授介绍了目前报道的谷氨酸脱氢酶（GLDH）、小RNA（miR）-122、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单核细胞源肝样细胞（MH细胞）体外毒性试验等作为DILI诊断潜在生物标记的可能性。预后预测方面，他强调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和海氏（Hy's）法则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预测DILI不良预后的方法。同时，他也介绍了一些预测预后的潜在生物标记，如集落刺激因子水平、骨桥蛋白以及刚刚在GASTROENTEROLOGY上线的用于DILI死亡风险计算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

加强DILI领域数据库的国际合作

一个深刻的感触是，这些研究成果多数得益于欧美国家在过去十多年间建立的前瞻性数据库和样本库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令人欣喜的是， 2016年在科技部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启动了中国药物性肝损伤前瞻性队列研究（DILI-P），并加入了欧洲DILI的前瞻队列。希望在DILI领域，加强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研究，今后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来阐明中国人群中DILI的遗传和非遗传风险因素、临床特点和防范措施。

尽管“精准”和“转化”是目前医药领域非常时髦的术语，也是本届美肝会的主题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报道的DILI领域的研究进展，离真正的“精准”和真正的“转化”尚有不小距离。只有这些初步成果得到后续更多设计良好的、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验证和证实，才能“精准”地转化到临床，成为临床医生诊断、评估和预测DILI患者预后的工具。

（本文由李妍采写，茅益民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