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发布了最新执业药师注册数据信息。截至2020年8月底，全国执业药师注册人数为556326人，环比增加4402人。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4.0人，注册于药品零售企业的执业药师505147人，占注册总数的90.8%。注册于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和其他领域的执业药师分别为33913、3811、13295、160人。尤其指出的是执业药师总体数量已达到了《“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中要求的每万人口配备4名执业药师的目标。整个行业具备执业药师资格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16万。

正当大家都在欢呼雀跃完成《“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的目标之时，我们却发现注册在社会药房的执业药师人数依然没有达到每家门店配备1名的硬性要求。这几年药店行业一直存在执业药师短缺问题，很多人呼吁应当实施远程审方。但是，行业的开店速度依然不减，从2018年48.9万家增加至如今的52.4万家，药店门店总数增加了近4万家，而执业药师考试通过的人数这两年同样也增加了20多万人（2018年增加了7.99万，2019年增加了13.3万人）。但是，为何还跟不上开店的速度呢？为何有那么多具备执业药师资格的人不愿意到药店执业呢？这与国外大多数的药师都在社区药店执业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整个行业包括政策制定者们深度地思考！

据笔者了解，从全球药学发展的视角看，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较高的药师职业准入，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事药房执业的药师至少也都是4年制毕业的药学本科生(其他专业不允许)，另外还需要有足够时间在医院和社区药店进行临床实践实习，以及严格的准入考试才可执业。对于低学历的药学生则划入担当药房技术员的角色，同时需要资格准入认证，并在药师指导下承担药品调剂和质量管理等非临床判断的药事工作以及预约患者、帮助药师采集患者基本信息，以及进行一些患者教育和用药指导工作，为执业药师腾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专业服务，诸如处方审核、用药重整、用药评估、治疗干预、随访评估、新药指导等药物治疗管理相关服务。执业的药师与药房技术员各自需要资格准入且分工清晰，角色互补。

此外，各国对于社区药店的定位都很清晰，强化药师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社会功能和专业地位，不仅需要承担处方调剂业务和用药指导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还需要用专业精神影响医师的处方行为，减少不必要的用药差错，同时承担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等公共卫生的工作。

药店(Drug Store)允许销售生活日用品以及化妆品等。但是，要求处方调剂业务与零售业务完全分离，其对处方药从业务模块上单独隔离出来，采取严格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药学技术人员的分离管理、设立药房服务专区（Pharmacy），即药师与药房技术员专属服务区。而不是像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ood Supply Practice，GSP）仅仅围绕产品（处方药与OTC药物和保健品）之间的简单分开陈列经营的混合管理模式，尤其是处方药业务的管理都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药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FIP）倡导的优良药房工作规范（Good Pharmacy Practice，GPP）要求执行实践规范的准入管理，严格规范药师的专业服务行为，以避免药学技术人员或患者出现用药差错风险。因此，药房的处方药是以处方的调剂行为开展其业务活动，而药师必须严格按照处方调剂工作规范（Good Dispensing Practice,GDP）进行患者的处方调剂，每次调配都要对患者的每张处方进行处方审核、处方调配、复核交付以及用药交代等4个专业环节的管理，有时对于特殊患者甚至还需要进行专门的用药指导。同时需要为患者提供具有保护隐私的服务环境。对于长期用药的慢病患者来说，如果医保或商保另有要求的话，药师还需要记录患者疾病史、用药史、过敏史以及当前的用药情况，依据患者的病情、治疗情况，进行整体性或目标性用药评估以及随访来管理慢病患者的药物治疗。

因此，对于专业人员的配备都是严格按照各地制定法律的硬性要求，即专业人员的绩效是按业务模块进行严格管控其服务的行为来要求。当然，关键部分在于，药师的工作收益是除了按照调剂处方的张数计费以及适量的药品差价收益外，还按临时处方配制、审核处方的判断性服务（属于认知服务，且需提交相关的处理意见以及与处方医师沟通）以及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等技术服务形式进行商业理赔或政府给与补偿费用，甚至对于药师因处方问题而拒绝处方调配也产生费用补偿（政府补贴）。在西班牙，除了政府指定地点允许开店，投标必须是注册药师，房租也都获得政府补贴，以维持药师的生计。药师的执业行为完全投入到服务患者之中，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更不用说见到药师承担销售任务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