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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肾损伤的生物标志物

2023-12-19作者:壹声资讯
非原创

作者:浙江省人民医院 杨向红 孙仁华





本文刊登于《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23年第43卷第12期专题笔谈栏目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C03024);浙江省医药卫生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省部共建重点项目 WKJ-ZJ-1811)

DOI:10.19538/j.nk2023120102

引用本文:杨向红,孙仁华. 急性肾损伤的生物标志物[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23, 43(12): 972-977.




摘要:急性肾损伤(AKI)是由不同病因引起的一种综合征,具有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造成全球疾病负担,并使其成为全球研究的焦点和热点。AKI患者临床表现的个体化差异较大,“精准医疗”面临巨大挑战,但AKI风险评估、早期识别、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及准确评估可能对改善AKI患者的预后有益。文章就生物标志物在AKI高危人群的筛查、早期预警、基于生物标志物的AKI诊断与早期防治新体系及肾功能恢复评估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生物标志物联合人工智能等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期许推动生物标志物导向的AKI诊疗的精准化实施。

关键词:急性肾损伤;生物标志物;风险评估;诊断;肾脏恢复;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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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肾损伤(AKI)是临床上常见的由不同病因引起的一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在短期内,患者肾脏功能突然锐减,出现氮质血症、水电解质酸碱紊乱,常伴有尿量减少甚至无尿。近些年来,AKI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据统计22%的成人患者在住院期间要发生1次AKI,重症监护病房(ICU)内AKI发生率高达51%~57%,AKI 1、2和3期病死率分别为15.04%、27.99%和45.18%。

毋庸置疑,AKI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给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和医疗造成沉重的负担。但20%~30%的AKI是可预防的,国际肾脏病学会在2015年提出AKI防治“0 by 25”倡议,其目标为到2025年无1例患者死于可预防的AKI。AKI早期预警甄别,建立风险分层模型,适时干预,早期肾脏恢复评估,均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近年AKI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研究也不断进展,内容涵盖生物标志物的解剖起源、生理功能、肾损伤后释放的时间、体内分布和代谢情况等方面。


本文聚焦生物标志物在AKI高危人群的筛查、早期预警、基于生物标志物的AKI诊断、早期防治新体系及肾功能恢复评估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生物标志物联合人工智能等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期许推动生物标志物导向的AKI诊疗的精准化实施。


1

AKI现有诊断标准的局限性


现有的AKI诊断标准遵循2012年改善全球肾脏病组织(KDIGO)制定的AKI临床实践指南,即基于血清肌酐(sCr)与尿量组合而成,然而这两项反映肾脏滤过功能的指标并不能实时、精确地反映肾脏的损害程度。一方面,在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至50%之前,sCr可表现为“正常”水平,且sCr易受年龄、性别、体重、种族和机体营养状态等许多非肾脏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部分AKI表现为非少尿型,且尿量更易受液体复苏、利尿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基于sCr与尿量的AKI的诊断手段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非特异性”,可能错过及时干预的最佳时机,不利于患者的预后。

为此,急性病质量倡议(ADQI)组织在2011年提出了基于生物标志物的AKI定义及分级诊断标准的理念。但鉴于当时循证医学证据不足,故仍一直沿用AKI的KDIGO诊断标准,但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探索类似“肾脏肌钙蛋白”样的理想AKI生物标志物,即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度、测定方法简单、可重复性好,既能早期预测AKI发生、又能准确评估AKI严重程度及预后。


2

常用AKI生物标志物的分类及特点


AKI生物标志物有不同的分类,根据作用部位可以分为反映肾小球功能或损伤的标志物和反映肾小管功能或损伤的标志物,根据作用机制通常分为功能性、损伤性及应激性3种。常用AKI生物标志物的生物作用、分类及临床应用概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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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标志物 如sCr、尿量、血清胱抑素C(CysC)、蛋白尿、血尿、尿白蛋白、尿IgG等。


2.2 反映肾小管组织损伤的损伤性标志物 如肾损伤分子-1(KIM-1)、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集聚蛋白C末端片段(CFA)等。


2.3 反映肾小管功能受损的功能性标志物 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尿CysC、尿α1微球蛋白、尿β2微球蛋白(β2-MG)以及N-乙酰-β-氨基葡萄糖苷酶等。


2.4 反映肾脏应激性损伤的标志物 如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2(TIMP-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Dickkopf-3(DKK3)。


2.5 其他新型标志物 如反映肾小管炎症、纤维化的标志物:尿白细胞介素-18(IL-18)、肿瘤坏死因子(TNF)、趋化因子配体14(CCL14)等。随着基因组学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mRNA等也可作为反映肾脏损伤的标志物。此外,肾脏超声造影、肾阻力指数等参数在AKI的早期诊断中的作用也越来越被认可。


3

AKI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AKI的临床实践通常遵循AKI规范化防治的5R原则:即风险筛查(Risk)、早期识别(Recognition)、及时处理(Response)、肾脏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heraphy,RRT)及肾脏康复(Recovery)。AKI生物标志物能否有助于AKI的规范化防治,从而改善AKI患者的预后,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事实上,2011年第10届ADQI共识会议就AKI生物标志物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展开激烈讨论,但鉴于当时循证医学证据有限,专家委员会建议开展更多研究来证实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

经过10余年的研究探索,新的AKI生物标志物也不断被发现,较多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也已完成,更有一些生物标志物,如TIMP-2、IGFBP-7还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可应用于临床。故2019年,第23届ADQI共识会议专家委员会通过审查新证据,制定了AKI生物标志物在AKI风险评估、预测、预防、诊断、管理和肾脏恢复评估的共识,为AKI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指明了方向。


下面就生物标志物在AKI防治的5R原则上的应用进行总结讨论。


3.1 AKI风险评估 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泛的AKI风险评估的生物标志物主要为尿IGFBP-7和TIMP-2,两者均属于应激性损伤标志物,主要分别通过阻断近端、远端肾小管上皮细胞的细胞周期素依赖的蛋白激酶复合体,导致G1期细胞周期阻滞,从而阻止细胞进一步分裂,造成DNA损伤。RCT研究表明[TIMP-2]×[IGFBP-7]值超过0.3(μg/L)2/1000,可有效筛选出急性肾损伤的高危人群,通过对高危人群识别,早期给予AKI防治集束化措施,可有效降低心脏大手术术后AKI的发生,减少腹部大手术后AKI患者的RRT治疗率。


目前已经发布IGFBP-7和TIMP-2临床应用共识,共识推荐将[TIMP-2]×[IGFBP-7]≤0.3(μg/L)2/1000定义为AKI低风险,0.3~2.0(μg/L)2/1000定义为AKI中风险,≥2.0(μg/L)2/1000定义为AKI高风险。而常见的反映肾小管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并不能很好地筛选AKI高危人群,不推荐临床中常规使用。


3.2 AKI早期识别、早期诊断 早在2011年ADQI就提出了基于生物标志物的AKI定义及分级诊断标准的理念,但直到2019年23届ADQI共识会议上才真正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KDIGO标准中AKI 1期包含3个亚分期(即1S、1A和1B),1S期是指反映肾小管损伤的生物标志物阳性,但肌酐和尿量标准未达标;1A期指肌酐或尿量达标但生物标志物阴性;1B期指肌酐或尿量达标,同时生物标志物阳性。同样依据生物标志物的存在与否对AKI 2期和3期进行细分,具体拟修改的诊断标准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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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各种功能性、损伤性生物标志物都有助于早期识别、诊断AKI及判断AKI的严重程度,目前在临床上使用较多的标志物包括尿液和血浆NGAL、KIM-1、L-FABP等。不同生物标志物早期诊断AKI的效能还是有差异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尽管不同研究中NGAL的意义存在很大差异,但尿液和血浆NGAL可作为各年龄段、不同原因AKI的早期诊断标志物,在时间窗上,尿NGAL水平在AKI发生后3 h内即可被检测到升高,6~12 h达到峰值,同时也可作为评估严重程度和并发症的预后标志物。一项包含了3300例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尿KIM-1在AKI发生24 h内明显增高,KIM-1对AKI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4%和84%,但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慢性疾病病史均会影响其诊断效能。


另一项涉及7个国家的1946例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FGF23)水平预测AKI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和77%,诊断AKI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达0.86。临床实践中,可以将损伤和功能性生物标志物与临床信息相结合,以提高AKI诊断的准确性,识别不同的病理生理过程,区分AKI病因,并评估AKI的严重程度。


3.3 AKI预防及早期处置 2012年KDIGO的AKI防治指南强调了AKI的分层处置,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生物标志物导向的AKI预防和早期处置策略,如在欧洲和北美,临床专家在使用[TIMP-2]×[IGFBP7]检测时已经形成了共识,针对接受大手术(包括心脏手术和非心脏手术)的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或脓毒症患者为优先进行尿TIMP-2和IGFBP-7检测群体,对于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患者,根据检测结果确定AKI风险等级,针对中、高风险患者,应优先处理潜在的肾毒性药物并优化液体管理。而针对低风险患者则适合“快速通道”方案。


同样,功能性生物标志物的使用也有助于优化药物剂量。如CysC对肌肉量和饮食摄入的依赖程度较低,采用CysC计算估算肾小球滤过率(GFR)比采用sCr更精确,依据此进行药物剂量调整更精准。临床实践中,建议可以通过功能性和损伤性生物标志物的组合更好地实施AKI规范化防治。


3.4 优化RRT治疗 RRT是治疗严重AKI患者有效的治疗手段,收住ICU的AKI患者中,15%~20%需要RRT治疗,有关RRT启动和停止时机迄今未达成共识。有研究报道将生物标志物与临床评估相结合,可早期识别需要接受RRT的患者,并有助于确定开始RRT的最佳时机,但也有随机临床研究显示生物标志物,如血清NGAL并不能有效预测RRT启动。Meta分析显示,不同生物标志物预测RRT需求的效能不同,如血液NGAL、sCr、CysC、尿NGAL、IL-18、CysC及[TIMP-2]×[IGFBP-7]预测RRT的AUC分别为0.76、0.76、0.77、0.72、0.67、0.72和0.86。也有研究表明通过生物标志物联合尿量可以预测RRT停止时机。目前生物标志物在优化RRT治疗中的作用尚在探索中,还有待更多的RCT研究来验证。


3.5 评估肾脏恢复 AKI发生后,约25%的患者会发展为急性肾脏病(AKD),在未来5年内约33%的患者会进展为慢性肾脏病(CKD),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近年来一些研究聚焦AKI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和评估AKI的肾脏恢复与否。如一项针对脓毒症AKI患者的研究表明,持续AKI患者及肾功能恶化的患者中血浆脑啡肽原浓度明显升高,且先于sCr水平的升高。


一项多中心国际前瞻性观察研究(RUBY研究)表明,尿CCL14相比尿KIM-1、血浆CysC和尿NGAL,对持续性3期AKI的预测性最强,AUC达0.83,而其他指标均小于0.75。在733例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中,术前尿液中Dickkopf-3与肌酐浓度之比>471 ng/g者90 d后持续性肾功能不全和透析依赖的风险显著增高(OR值分别为6.67和13.57)。但现有关于AKI患者肾功能恢复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大多为样本量较小的回顾性研究,肾脏恢复定义不一,同时存在各个标志物的阈值标准不一等不足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AKI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的展望


尽管AKI生物标志物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有不少研究报道了不同生物学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但不置可否,目前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偏差和局限性,如检测费用昂贵、技术难度较大及难以实时动态地监测肾脏损伤情况,不同研究计算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诊断阈值不同。缺乏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对其效能的验证,故现阶段AKI生物标志物真正应用到临床还有较长的路。

下一步研究可聚焦以下层面:开展大型RCT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评估AKI功能性生物标志物和损伤生物标志物之间的时间过程、临界值和相互作用;进一步探索将各种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结合在一起是否有助于改善AKI的病因检测和管理;可以将生物标志物检测的作用与实时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进行比较;可以基于大数据借助人工智能来构建集临床指标、损伤和功能生物标志物为一体的预测模型,以确定启动和停止RRT的最佳时机;通过聚类分析等鉴定基于临床数据、生物标志物的AKI不同亚型,从而实现AKI的精准防治。


5

结语


AKI的防治任重而道远,AKI精准治疗势在必行。AKI的分子标志物的探索和研究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虽初有成效,但仍需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在未来,需积极探索分子标志物在不同病因所致AKI预后中的作用,同时可与临床大数据相结合,并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这可能是今后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实用内科杂志(ID:zgsynk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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