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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院士：忆往昔，望我国肝癌的起步和突破

2021-03-12作者：CMT快讯资讯

消化系统肿瘤非原创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的日子。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的努力下，卫生事业得到重视和快速的发展；对于当时相对薄弱的临床肿瘤学也在此大环境中得以有效提升。一批年轻人投入到临床肿瘤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并成为我国该专业的奠基人。

而作为肝癌大国，对其诊治的探索，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不懈努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孙燕院士，从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出发，娓娓讲述了我国肝癌诊治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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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肿瘤伊始，肿瘤专科医院的从无到有，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的开端

无论是梳理、回顾哪一种肿瘤的诊治，都不得不从我国临床肿瘤事业开始之处说起。正如我们大家所知，新中国建立初期，临床肿瘤学的底子很薄。在那之前，被尊称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之父”的金显宅教授，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肿瘤科主任，这是我国仅有的规模较小的肿瘤专科,1941年协和医院关门以后金教授到天津发展“瘤科”只有60张床。随后，被尊称为“中国放射生物学之父”的吴桓兴教授，于1947年从国外回到上海，任以放射治疗为主的中比镭锭医院院长，床位仅40张。1954年，该院改为我国第一个肿瘤专科医院——上海肿瘤医院后，床位和医护人员都有增多，但仍然学科不全。1957年，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肿瘤在卫生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国务院领导明智决定将正在建立的北京国际医院改建成专科肿瘤医院（当时称日坛医院），并在1958年开始接待患者。

吴桓兴教授被任命为院长，金显宅教授为顾问，来自八路军的外科医生李冰教授为副院长兼书记。建立初期，三位前辈领导开展了一个重要的论证：新医院的模式必须改变以前以单科治疗为主，而要建成以“多学科综合治疗”为主的模式。这对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以后各省和地区建立的肿瘤专科医院都是以综合治疗为模式，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在正确道路上快速发展。同时，这也是如今被最多提起肿瘤多学科协作（MDT）的开端和起点。在三位元老的支持和领导下，我被从协和医院调来日坛医院和周际昌教授共同克服困难，创建中国肿瘤内科学专业，起点是5张病床、4种抗癌药物、2名医生。

（二）忆往昔，肝癌诊治的“九曲十八弯”

我国是肝癌大国，在改革开放前，肝癌更加是“癌中之王”，加之我国临床肿瘤学早年发展的滞后，很长时间以来被影视作品视为“不治之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肝癌的“大兵团攻坚战”也总是以失败告终，患者从治疗当中的生存获益非常有限。

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发现了江苏启东地区是肝癌高发的一个地区，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指导，我院的孙宗堂医师及其团队就带着其发明的“火箭电泳法检测甲胎蛋白（AFP）”，与当时在上海医学院的汤钊猷医师和王源荣医师共同开展工作。通过此方式，在当地对大量人群进行了AFP检测，逐渐发现通过AFP可以发现很多早期肝癌，甚至是没有症状的肝癌，而这些患者大部分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获得非常好的预后。该成果于1979年获得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的重大奖项，并于1983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肝癌防治会议上获得全球瞩目。基于深入肝癌这个“敌人腹地”的“战略”，汤钊猷院士创立了“小肝癌”这一概念，即原发灶小于5厘米的肝癌。汤院士因此曾担任两届世界肝癌学会主席；另一位大家吴孟超院士则获得我国最高奖。我院于树玉教授在启东开展微量元素硒预防肝癌的研究，曾获得国际生化协会Klaus奖。我国肝癌的防治处于国家领先地位。

至此之后，我国肝癌外科诊疗技术的进展也在不断突破，人才辈出。早期发现的小肝癌通过外科手术治愈率几乎达到60%～70%。而对于我国大部分肝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癌，通过AFP水平的波动，能够非常早期判断其疾病进展。由此，也提示我们，治疗肝癌最好的途径之一是预防病毒感染。如今，可以欣慰地看到，乙肝疫苗接种已成为新生儿的常规预防接种项目之一，这必然大大有助于我国肝癌的防治。而对于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患者，除积极进行抗病毒治疗，持续监测AFP水平也是尽早发现肝癌、早期治疗以获得更好预后的关键。目前，肝癌已然被摘掉“癌症之王”的帽子，成为了可防可治的肿瘤。

（本文由孙燕院士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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