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发病率高、并发症多、医疗支出高、死亡率高，已成为重要的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之一。数据显示，1990~2016年间，全球CKD发病率增加了88.76%，患病率增加了86.95%，死亡率增加了98.02%，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增加了62.21%。CKD的致残致死率增幅排在所有慢病之首。

在世界范围内，约8.5亿人受到肾脏疾病的影响，1/10的成年人患有CKD。当前，CKD的全球负担正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40年，因CKD导致的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将从2016年的16位上升至第5位。来自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统计数据显示，CKD是造成灾难性医疗开支的重要原因。在高收入国家，透析和移植开支占全年度医疗预算的2%~3%，而这些开支覆盖人群不足0.03%。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一部分肾衰竭患者不能得到透析和肾移植治疗。

2012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CKD患病率为10.8%，依此估算，我国CKD患者人数超过1.195个亿，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医疗卫生和经济负担。至2018年，我国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尿毒症患者约为150 ~200万，而实际能够接受肾脏替代治疗（血透或腹透）的患者仅约70万。按当前平均治疗费用估算，每年耗费卫生资源约4000亿人民币。由此可见，加强CKD防控迫在眉睫。

我国CKD患者发病原因复杂且变化较大。既往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CKD患者的最主要病因是肾小球肾炎。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生活方式调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攀升，CKD的病因谱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临床上，糖尿病、高血压、尿路梗阻、肾小球肾炎等已成为CKD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年龄、肥胖、高蛋白饮食、肾毒性药物使用史等。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大量防治糖尿病及DKD等慢性病的预防和管理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对慢性病进行综合防控，加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推动慢性病筛查，逐步将符合条件的重大慢性病早诊早治适宜技术纳入诊疗常规。糖尿病和肾脏病成为了写入重点防控的两大慢病，提出了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为重点，以健康促进和健康管理为手段，减少可预防的慢性病发病、死亡和残疾，实现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建立CKD防控体系，降低尿毒症发生，对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第二，助力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形成上下联动的防治体系，降低CKD致残率和致死率；第三，降低CKD医疗开支，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轻尿毒症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负担；第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助力健康扶贫攻坚。

从专业角度，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开展CKD的全病程管理，第一，对正常人群，要关注CKD危险因素筛查；第二，对高危人群，减少CKD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加强诸如尿液、眼底检查等CKD征兆的筛查；第三，对已经出现肾脏损害或肌酐升高的患者，要注重CKD的诊断和治疗，控制并发症，延缓疾病的进展；第四，对于已经出现肾衰竭的患者，要重点查明病因，并根据情况适时准备肾脏替代治疗。

从全民参与的角度而言，也可以分为以下四方面，一是，CKD高危人群做好一级预防，打好“科普战”。2013年在刘志红院士的带领下，出版了相关科普丛书，深入基层进入社区，发挥了科普宣传的重要作用，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殊荣。二是，CKD早期（1期）患者做到防微杜渐，打好“逆袭战”。充分认识CKD进展的原因，注重基础疾病的治疗，逆转肾脏功能的损害。三是，CKD中期（2~4 期）患者注重延缓疾病的进展，打好“坚守战”。关注并控制CKD的常见并发症，如贫血、电解质紊乱、心血管并发症等。四是，CKD晚期（5期）患者适时替代治疗，打好“攻坚战”。正确认识CKD替代治疗的标志，既往多依赖肌酐、eGFR等指标，现在更注重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可适当开展更早的透析治疗。不同的患者需充分结合症状、体征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开展个体化的透析模式。综上所述，打好“四大战役”，才能真正实现CKD患者的精准诊治和个体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