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脑钠肽(BNP)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BNP是由心肌细胞合成的功能性肽，其主要作用是调节血压和血流量的生理平衡，其合成分泌受到血压、心室扩张、全身性高血压、年龄等因素的影响。BNP在心力衰竭、高血压和心肺疾病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仍缺乏有关BNP基因多态性与COPD-PH关联性及具体发病机制的大型临床研究给予高级别的证据支持。

2　5-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缺氧是一个公认的刺激肺血管重塑和PH发展的因素。研究表明，血清素5-HTT可以介导肺血管平滑肌细胞中5-羟色胺(5-HT)的有丝分裂活性，使其在缺氧时过度表达。有研究发现COPD相关的PH严重程度与5-HTT基因多态性有关。

3　瞬时受体电位(TRP)M8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已有资料表明，TRP阳离子通道的超家族存在于广泛的细胞类型中，并在COPD和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亚家族中，TRPM2、TRPM4和TRPM8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靶点。

4　IL-6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IL-6是一种重要的炎症细胞因子，Córdoba-Lanús等的研究发现在西班牙人群中IL-6 E572C等位基因可能降低COPD发生的风险。Eddahibi等的研究报告了携带IL-6 GG基因型的COPD患者血清IL-6水平和PH均高于CC或CG基因型，并且认为炎症细胞因子IL-6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与COPD患者发生PH的风险相关。但孙丽蓉等的研究结果显示IL-6572位点基因多态性与COPD相关的PH易感性无关，这种结论不一致性可能是种族及地区之间的差异造成。虽然国内外有关IL-6基因多态性与PH或COPD遗传易感性的相关报道较多，但尚无直接研究IL-6基因多态性在COPD-PH进展中作用的报道，进一步探究相关机制有很大的临床意义。

5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3′UTR多态性与COPD-PH

EGFR是一种广泛表达于细胞表面的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通过调节细胞的死亡和凋亡参与细胞增殖的某些重要过程。EGFR的失调也被认为是导致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异常增殖和肺动脉重塑的原因，以前有研究显示EGFR抑制剂可显著恢复大鼠的血管重塑。同时，EGFR的表达水平被认为受到包括microRNA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调节。

6　缺氧诱导因子-1(HIF-1)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HIF-1是一种由α和β组成的异源二聚体转录因子，可调节多种基因的表达以响应缺氧刺激。HIF-1α对缺氧很敏感，是HIF-1的氧调节亚单位，也是决定HIF-1活性的最关键部分，HIF-1β是HIF-1的结构亚单位，能维持HIF-1结构的稳定。常氧条件下，HIF-1α由位于401～603位氨基酸的氧依赖降解结构域控制，并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迅速降解，因其半衰期很短，故细胞内HIF-1的含量极低。但在缺氧细胞或肿瘤细胞中，HIF-1α的泛素-蛋白酶体降解途径被抑制，HIF-1α浓度增加，并与HIF-1β二聚化，在细胞核内组合成HIF-1，从而允许靶基因转录。HIF-1可调节内皮素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等多种下游靶基因的表达增加，进而在PH中发挥重要作用。

7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基因多态性与COPD-PH

COPD患者和COPD-PH患者的病程进展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激活有关，后者可影响肺血管收缩和肺血管重塑。ACE是一种锌金属肽酶，在肺部高度表达并且能够降解缓激肽，催化血管紧张素Ⅱ的形成，在RAAS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强大的血管收缩剂、炎症调节剂和细胞生长因子。因此，ACE基因被认为是COPD患者发生PH的一大促因。

8　其他MicroRNAs(miRNAs)调控相关基因与COPD-PH

miRNAs是一类长度为18～25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它们与靶mRNA的3′非翻译区结合，调节基因表达。研究发现一些miRNA的靶基因(包括BMPR2、RhoB、SHP2、NFAT和Mst1)在PH进展的相关途径中高度富集，表明了miRNA对该疾病的广泛控制。其中一类通过感受缺氧刺激调节表达的miRNA称为"hypoximiRs" ，包括上调(如：miR-210)和下调(如：miR-124)2种类型。先前已有报道称miR-124在缺氧暴露状态中下调。PASMC的异常增殖是缺氧性血管重塑的主要原因。

确定COPD患者发生PH的遗传易感性，对于更好地了解其发病机制、开发新的靶点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实验证据远远不足以指导COPD-PH的临床诊疗，寻求多中心、多领域、更大的COPD-PH相关的遗传学研究是我们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