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LC连续举办肺癌筛查专场已有十几年，今年的第一场，我代表亚洲来讲“低剂量CT肺癌筛查：亚洲观点”。

肺癌筛查在20世纪做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证明X线平片可以发现肺癌，但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的低剂量CT筛查发现，低剂量CT筛查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同时使肺癌的死亡率下降，这个研究在2011年公布。公布之后，低剂量CT筛查在美国并没有普及，反而在亚洲，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肺癌筛查中非常普及。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团队就加入了国际肺癌筛查计划。我们对肺癌磨玻璃结节（GGO）也做了一些研究，首先是在上海进行的一项研究。西方的肺癌筛查研究都集中在抽烟和55岁以上的重度抽烟人群，我们首先在上海做了一个基于社区人口的高危人群的筛查，这部分人群中的高发群体主要是女性、年轻、不抽烟人群，且这部分肺癌中70%都是GGO型肺癌。同时我们做了第二项研究，我们搜集了全国6个不同地区的医院员工体检数据，这个更具代表性。我们发现这批患者肺癌总检出率为百分之二点几，这部分肺癌有96%都是GGO型肺癌，这部分数据也得到了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支持。

所以，我们跟西方人群不一样的第一点是我们发现的早期肺癌都是GGO型肺癌，而西方多为实性结节肺癌。

第二点，我想分享一下筛查的频率。西方国家目前的肺癌筛查频率一般为每年一次，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筛查频率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并无区别；由于疫情期间很多小孩子需要做CT，我们之前发现最小有9岁的儿童都可以有GGO型肺癌。因为GGO型肺癌和实性结节肺癌不同，所以我们提出了亚洲人群肺癌筛查策略，称之为“低龄低频”。基础肺癌筛查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进行，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发现，可能是在其他检查中附带进行的；但是如果没有特殊危险因素，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间隔拉得很长，可以拉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我们发现年龄很小的儿童就会有GGO型肺癌，而很多医生也会发现二三十岁的晚期肺癌患者，这些患者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是晚期，他们在年龄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早期肺癌，所以如果能在较早的时候做一次肺癌筛查并发现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延长间隔至十年甚至十年以上再做第二次筛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低龄低频”的亚洲策略。

第三点是GGO型肺癌怎么处理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器官微创”为核心的“微创3.0”的理念。我们发现，GGO型肺癌患者的术前检查是不一样的。跟实性结节比，它的手术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它不要做PET-CT，不要做气管镜，不要做骨扫描，而需要更加个体化的手术方式，比如楔形切除、肺段切除、肺叶切除，有些人可以不清扫淋巴结或者选择性清扫、系统清扫，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个体化。现在这两年，我们的数据和日本的数据都证明了早期患者10年不复发比率可达100%。也就是说对于这批患者，他就彻底治愈了，但是还有6%的患者会出现第二个GGO，所以这更加确定了我们之前的策略是对的：这次做一个肺叶切除，下次就没得做了。日本的10年数据显示他们有56%的患者做了肺叶切除，而我们大概是36%，现在我们把这个数据降到了更低，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微创3.0”理念，还提到了冰冻病理亚肺叶切除理念，这可能比单纯影像学准确度更高。今年我们还提出了“治愈窗口期”的理念，这类患者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怎样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传统的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定义是，如果这个患者不筛查，可能到死都不会发现患病。这种情况下，如果筛查出来了就相当于是过度诊断，这个时候的任何治疗都是过度治疗。所以为了避免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我们提出了“治愈窗口期”的理念。那么如何避免过度治疗呢？我们需要比较疾病的自然进程和患者的预期寿命，如果患者的预期寿命很长，而疾病进程过不了几年就会影响患者生存，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呢？在治愈窗口期处理。如果患者的预期寿命没有那么长，即自然病程可能长过患者的预期寿命，那你为什么要处理呢？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过度诊疗，一定要判断患者的预期寿命和病灶的自然病程。此外，我们还把过度治疗的概念进行了延伸，过去肺癌的标准治疗是“肺叶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现在来看，早期的患者可能并不需要这样做。所以本来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就可以做好，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更复杂的手术？用一个过度切除的方式来治疗本来简单手术就能治好的疾病，那就是过度治疗。由此，我们赋予“过度治疗”一个新的内涵。今年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选择性淋巴结清扫”的概念，并进行了全世界第一个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我们把它归结在“器官微创”中。所以我们告诉大家GGO是癌，它并不是永远是惰性、永远是GGO，随着时间延长可能会变成实性结节甚至恶性肺癌，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治愈窗口期，在治愈患者的同时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是的，在今年的WCLC，我第二个发言要讲围术期的靶向治疗。在靶向治疗领域，我们在新辅助治疗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都没有获得很好的结果；在辅助治疗方面，我们中国做了ADJUVANT研究和EVAN研究，现在ADAURA研究也已经公布数据。我们看到，Ⅱ期临床研究EVAN告诉大家术后辅助治疗对Ⅲ期患者可以延长总生存（OS）期，ADJUVANT研究告诉大家不能延长OS期，而ADAURA研究告诉大家辅助治疗能够延长OS期。因为我受邀讲这个主题，所以我仔细看了相关研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研究中对早期Ⅰb或是Ⅱ期患者并没有获得OS的统计学差异，Ⅲ期患者有统计学差异，且似乎是延长生存。这些研究在试验设计等方面可能并不完美，我们还需要参考以后的一些临床研究数据。但是，这些临床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以回答现有问题。

是的，我的团队有两项研究入选mini oral。

第一个是讲浸润前肺腺癌到浸润性肺腺癌的蛋白质组学进化图谱。之前，我们在2019年左右报告了相关基因组学变化，结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现在这个研究是阐释它在蛋白组学上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影像学、分子检测、蛋白组学检测，来判断是不是可以对肺癌进行更加精准的分期判断。因为影像学有时候精准度有所欠缺，即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做不到十分精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可以发现一些biomarker来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更精准的诊断。

第二个报告与IASLC前几年报告的分级系统有关。我们发现中国肺癌患者中EGFR突变患者占比较多，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检测这一分级系统在EGFR突变肺癌患者中的预测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团队的两项研究，大家可以在会场听到团队成员的详细报告。

其实，WCLC大会上很多研究都是内科药物的相关临床研究，作为外科医生，我在这方面关注相较于肿瘤内科医生会少一些。整体来讲，我最期待的还是今天的肺癌筛查专场。我觉得在大会第一天设置这个专场很有意义，来自亚洲、欧洲、美国等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共同探讨了很多话题。虽然东西方对肺癌的认知还不完全一致，比如西方国家GGO型肺癌的发现较少，所以他们对GGO型肺癌相关领域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我们国家几年前的水平。那么随着他们自己研究的深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也会得到一些共识。

今天我也跟我们中国台湾大学的前校长杨泮池教授讨论这个话题。他说，小孩是人吧？当然是，小孩都会慢慢长大。他说，原位癌当然也是癌，它可能会变成浸润性腺癌，也可能会变成致命的腺癌，所以我们应该在癌症很小的时候、能够治愈的情况下去治愈。这跟我们提出的“治愈窗口期”是不谋而合的。可见，在肺癌筛查这方面，我们提出了很多概念，这些概念指导我们在战略上把控怎样避免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怎样给患者提供个体化治疗，从而使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