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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靶向2型炎症的生物制剂相继应用于临床,重度支气管哮喘的治疗理念已由传统的“控制症状”逐渐转向“临床治愈”。尽管重度哮喘患者仅占全部哮喘患者的5%~10%,却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急性发作、住院及医疗资源消耗。因此,如何尽早识别真正需要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合理选择药物并规范随访管理,是临床医生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指南及重度哮喘门诊的临床实践,分享一些应用体会。
临床上,很多长期控制不佳的患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度哮喘。指南强调在诊断重度哮喘之前,应首先确认患者是否存在吸入技术错误、治疗依从性差、持续接触过敏原以及鼻窦炎、胃食管反流、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共病。如果这些因素得到纠正后,患者仍需中-高剂量ICS/LABA联合治疗才能维持控制,或减量过程中出现再次加重或失去控制,或频繁/严重急性发作(每年需口服糖皮质激素≥2次或住院≥1次),方可考虑重度哮喘。
在临床工作中,不少拟诊“重度哮喘”的患者,经规范吸入装置培训、加强依从性管理后即可获得满意控制。因此,在考虑生物制剂前,应先确保“诊断正确、治疗规范”。
生物制剂治疗的前提是精准“表型评估”。建议至少完成以下检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总IgE、FeNO、过敏原检测、肺功能检查,并详细记录过去一年急性发作次数、是否长期口服激素以及是否合并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特应性皮炎等2型炎症相关疾病。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外周血EOS容易受到全身糖皮质激素影响。若患者近期接受系统激素治疗,EOS可能被暂时抑制,从而低估炎症水平。因此,条件允许时应尽量选择病情稳定且停用全身激素数周后检测,并结合既往最高EOS水平综合判断,而不能仅依据一次检测结果。
目前用于重度哮喘治疗的生物制剂主要包括抗IgE、抗IL-5/IL-5R、抗IL-4Rα及抗TSLP等不同作用机制。实际临床工作中无需机械记忆各种药物,更重要的是根据患者的可治疗特质进行选择。如:对于明显过敏性哮喘且IgE升高的患者,可优先考虑抗IgE治疗;对于EOS持续升高、反复急性发作的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抗IL-5或抗IL-5R治疗往往获益更明显;若患者合并激素依赖,或同时伴有特应性皮炎,则抗IL-4Rα治疗通常能够兼顾多种疾病;对于生物标志物不典型或既往多种治疗失败者,未来可考虑抗TSLP等更上游炎症通路治疗。
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生物制剂适用于所有患者,应结合炎症表型、伴随疾病、给药方式、医保政策及患者特质及意愿综合决策。
虽然很多患者在使用生物制剂后极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症状的缓解,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短时间获益,不少患者注射1~2次后便急于评价疗效,这是临床常见误区。GINA及CHEST指南均建议,大多数患者应连续治疗4~6个月后再进行系统疗效评估。评价指标不仅包括哮喘控制评分(ACT评分)改善,更应重点关注急性发作是否减少、口服激素是否成功减量、肺功能是否改善以及患者生活质量是否提高。
真正有效的生物制剂治疗,目标不是短期缓解一次喘息,而是持续降低未来急性发作风险。
当患者疗效欠佳时,不应急于更换药物,而应首先再回答几个问题:诊断是否正确?吸入治疗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影响控制的共病?患者的可治疗特质与生物制剂的选择是否匹配?是否已经达到足够观察时间?
若规范治疗4~6个月后,患者仍频繁急性发作、ACT无改善、口服激素无法减量或肺功能无明显获益,则可结合患者炎症表型重新评估,并考虑转换至不同作用机制的生物制剂。如既往对奥马珠单抗有效者近期出现症状难以控制,需要考虑药物“耐药”性的存在,结合患者是否合并EOS较高、特异性皮炎等切换成其他单抗,当然,更换单抗后,仍然需要定期规范的随访评估疗效。目前越来越多真实世界研究证实,对于初始治疗反应不足者,合理转换治疗机制仍可获得显著临床获益。
答案是否定的。吸入治疗目前仍是支气管哮喘治疗的基石。生物制剂属于重度哮喘的附加治疗,并不能替代ICS为基础的抗炎治疗。临床中常见患者症状改善后自行停用吸入药,最终导致疾病再次失控。
对于病情长期稳定的患者,可以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吸入药剂量,但通常建议优先减停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再逐步调整吸入治疗,而不是直接停用ICS。
总体而言,目前获批用于哮喘治疗的生物制剂安全性良好。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注射部位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少数患者可发生流感样症状、过敏反应,因此首次给药后应适当观察。部分接受抗IL-4Rα治疗的患者可出现外周血EOS短暂升高、极少数患者可引起其他皮肤问题,如白癜风,大多数无需特殊处理。此外,对于寄生虫感染高风险患者,应在治疗前进行必要筛查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制剂并非急性哮喘发作的抢救药物,急性发作仍应按照哮喘急性加重规范处理。
临床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主要有三点。第一,将“EOS升高”等同于必须应用生物制剂。事实上,只有经过规范吸入治疗仍控制不佳的患者才符合应用条件;第二,将所有控制不佳患者都诊断为重度哮喘,而忽略吸入技术、依从性及共病管理;第三,将生物制剂视为终身治疗或唯一治疗。实际上,其最终目标是减少急性发作、降低糖皮质激素暴露、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某一生物标志物恢复正常。
重度哮喘已进入精准治疗时代,而精准治疗的核心并不是“选择哪一种生物制剂”,而是“选择真正需要治疗的患者”。对于基层医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规范的诊疗思维:在启动生物制剂之前,先确认诊断是否准确、吸入治疗是否规范、患者是否完成了表型评估;在治疗过程中,动态评价疗效,而不是机械追求某一个实验室指标。真正决定生物制剂疗效的,往往不是“药物选得对不对”,而是“患者选得准不准”。只有“精准识别、精准选择、规范管理”,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真正用于最合适的患者,才能真正发挥生物制剂的临床价值,使更多重度哮喘患者实现长期控制和生活质量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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