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智琛教授：我国高血压人群在年龄上更趋于年轻化。随着儿童肥胖问题日益显著，临床中能够见到越来越多的儿童高血压患者，但对于这部分人群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进行药物治疗，而是建议通过控制饮食、适当运动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对高血压进行干预。中青年高血压患病率也在不断提高，生活压力、运动量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均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因素，日常生活中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洪李锋教授：在发病年龄方面，35岁以下的早发高血压正在逐渐增多，这一趋势与合并代谢综合征比例的增高具有一定相关性。正因如此，高血压防治的战线需要进一步前移，帮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有效控制病程进展。

赵智琛教授：在进行降压治疗时，首先的目标是将血压降到140/90mmHg以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进一步控制到135/85mmHg。在临床实际工作中，需要结合患者是否有血脂异常、血糖异常、动脉粥样硬化、肾功能异常等，综合判断患者的降压目标。

洪李锋教授：目前，国内外指南均提出一般患者的降压目标应控制在＜140/90mmHg，而对于存在不同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应根据患者的血压水平和总体风险水平，制定相应的控制目标和治疗策略。对于部分有糖尿病、蛋白尿等高危患者的血压可控制在130/80mmHg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可耐受的合并冠心病的高血压患者，指南建议舒张压可降至80 mmHg以下。但临床需要关注过度降低舒张压带来的心肌梗死风险。对于合并外周血管疾病的患者也需较为宽松，以免发生重要脏器缺血。

赵智琛教授：根据高血压患者的早上服药的习惯，半衰期相对较短的药物对于患者夜间血压的控制效果较差，尤其是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高血压，通常凌晨血压升高明显，需要长效药物确保血压能够在24小时内维持稳定。

洪李锋教授：在选择降压药物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优选长效药物：这类药物作用更加平稳，也能够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2）联合用药：对于高危患者应进行联合降压治疗，有助于降低单一药物大剂量应用时的不良反应，提高治疗的安全性。3）小剂量用药：在应用药物降压时，也需要考虑安全性，小剂量联合用药能够减少不良反应，提高耐受性。4）个体化治疗：根据患者合并症和药物疗效及耐受性，并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适合患者个体的降压药物。

赵智琛教授：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特点为收缩压增高，血压波动大，常与多种疾病如冠心病、心力衰竭、脑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等并存，使治疗难度增大。对于老年患者，在治疗时应首选长效药物，并考虑靶器官的保护作用，建议联合应用药物，可选择利尿药、ACEI、CCB或ARB作为联合药物治疗。

洪李锋教授：高血压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较高，也有着独特的疾病特征。首先，由于老年患者血管硬化程度提高，收缩压增高较为明显，因此在治疗时不仅要控制收缩压水平，更要注意舒张压不宜过低，以免造成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此外，老年人血压调节能力显著下降，血压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和患者情绪、体位等影响，增加高血压管理的难度。

赵智琛教授：对于老年患者，ACEI长效作用机制能够保障用药的依从性，此外其全面的靶器官保护作用对于合并其他疾病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具有更好的效果。目前，通过药物集采，ACEI药品价格大幅降低，令更多患者能够应用此类药物。

赵智琛教授：在为患者选择药物时，第一看疗效，第二看价格。在临床中我通常会选择培哚普利，因为其不仅降压效果突出，且更加长效，尤其在国产培哚普利进入集采后，单片价格仅1元左右，对患者而言经济负担更轻。

洪李锋教授：在决定为患者应用哪款药物的时候，我通常基于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和循证医学证据4个方面考虑。安全性是用药的底线，如果一个药物在使用过程中，体位性低血压风险较高，容易产生血压波动触发心血管事件，或是对肝肾功能的损害很大，我认为都不应该作为首选药物。循证医学证据是药物疗效的保障，在大规模临床试验中获得验证的药物是临床应用的首选。此外，还需要考虑药物的成本效益比，尤其对于经济状况一般的患者，药物的价格直接关乎到治疗的依从性。

赵智琛教授：就个人用药经验而言，早期应用的ACEI，例如贝那普利等，降压效果较差，患者在应用后通常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有效控制血压。在接触到培哚普利后，其出色的降压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且半衰期更长，能够有效控制夜间高血压。

洪李锋教授：培哚普利是循证医学证据最为充足的ACEI类药物，对于伴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不全、糖尿病肾病、代谢综合征和蛋白尿患者具有出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赵智琛教授：在临床中，我会根据患者的经济情况选择原研药品或仿制药品。原研药临床研究数据更充足，受试者人群更广泛，观察周期更长，在制备工艺上也同仿制药有区别，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首选原研药。但仿制药同样经过一致性验证，其降压效果和不良反应均与原研药一致，疗效同样有保障，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可选择仿制药。

洪李锋教授：多数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联合用药，必然会为家庭和社会带来一定经济负担。仿制药生物活性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在价格上更具优势，因此被寄予很大期望。仿制药进一步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经济负担，为中国高血压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其实多个国家已经对仿制药品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部分国家仿制药品比例高达80%以上，从侧面印证了这些仿制药品的疗效能够与原研药保持基本一致。但对于仿制药，我们仍需要认真评估生物学活性和临床效益，并且未来需借助大数据验证应用仿制药是否会影响临床结局。就个人经验，我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在应用联合方案时选择仿制药和原研药的组合方案。

赵智琛教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重视健康和生活质量，慢性病的防治与管理成为中国健康事业的重点工作之一。绝大多数高血压可以预防和控制，但如不及早干预，最终会发展为心脑血管病和肾病，为患者带来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加强公众高血压防治意识尤为重要。政府与医疗从业人员应利用多种途径，向公众普及高血压的危害，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洪李锋教授：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众对高血压严重性认识不足，忽视日常生活中对血压的监测与管控。未来，需从患教、筛查、治疗等多个层面加强高血压管理水平，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加强高血压合理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