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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我刚毕业不久,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进修。那时,刚开始有内科医生在学神经科,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科室,只是由内科医生兼管。
一天晚上我值急诊班,两个军队干部送来了一个20多岁的病人,要我查查他到底有什么病。我一般性地问了病史,查体,做了常规化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陪送的人私下告诉我说,他们来自基层战斗部队,病人是一个连级干部。他作战非常英勇,平时带领战士训练,劳动表现也很突出。最近部队动员学文化,他就开始闹情绪,拿起书看一会儿就说“头痛”,不愿学习。曾经到野战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他没有病。首长指示让到这里再查,如果没有病,就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病人态度很诚恳,坦率承认自己没文化,打仗、干活都不怕,就怕读书写字,甚至发牢骚说:“当兵,能打仗就行啦。学什么文化——真头痛!”
我感到责任很大,就再仔细查了一遍,并用检眼镜查了眼底。意外发现双侧视盘水肿,于是拟诊颅内占位性病变,收入病房。内科主任和神经科医生基本上同意我的诊断,但没有更多的确诊和治疗办法,决定转到地方医院诊治。
我奉命陪他到上海华山医院会诊,一位教授看后决定接收他住院。病人拉着我的手求我带他回去,说军队医院是战士的家,到地方医院感到陌生、不习惯。我只好答应常去看他。
他在那里住了大约1个月,诊断为颅内肿瘤。因为那时还没有更先进的诊断手段,也不能做开颅手术,病人又一直“想回家”,上级就决定让我把他接回来了。
病人回到军医大学医院后很高兴,和其他生病住院的战士们谈笑风生,经常帮助护士们干活,为重病号做思想工作,主动给他们送水、送饭、端便盆。大家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主任查房,我看见他和其他轻症病人一样坐在自己床上,等候查房。当我们在看另一患者时,发现他突然抽搐,向后倒下。大家赶忙过去抢救,可惜未能成功,他就这样去世了。
尸体解剖发现,顶叶有一个巨大的囊性肿瘤,出血并破溃到第三脑室,引起脑疝,这是他突然死亡的原因。
回顾分析患者学文化即头痛的原因,可能因头部前倾位时肿瘤压迫周边血管,引起颅内压增高所致。
联想到,副鼻窦炎患者也可能出现看书写字引起头痛,而卧床休息则症状减轻的情况。其机理也与解剖结构有关,因为上颌窦裂孔位于该窦后上方,卧位有利于窦内分泌物向鼻腔引流,低头时分泌物不能流出,故引起头痛。如果不了解这个机理,就会误认为病人懒惰。
对于这个病人,作为医生,我没有太大的遗憾。在当时的诊疗条件下,医生们已基本确诊,在治疗上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是,当我回想起曾经差一点就漏掉了他有视盘水肿那个重要体征时,心里就感到后怕。
在这个病例面前,医生不仅是要对他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而且应该对他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名誉负责。如果一时疏忽,下了“无病”的结论,随之而来的将是病人受到委屈,甚至是一场冤假错案,直到病人死亡。
作为一个仅给他在急诊室看过一次病的医生,如果简单地把病人放走,也不会有人把他其后的种种遭遇告诉我,我也会很快就忘了这个普通的病例。
在《漫漫从医路》一书中,我写过“医生下笔千斤重”。其实,何止是“下笔”,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所说的每句话,写的每个字,每个表情甚至思维活动,都可能与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必须认真严肃,谨小慎微,稍有疏忽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作者:北京医院 曾昭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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