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王祖承教授、 李广智副主任医师

在医学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精神分裂症始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不仅因其复杂的病理机制让医学研究者们殚精竭虑，更因其被赋予的病名所带来的沉重污名，成为无数患者难以挣脱的枷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精神分裂症改名的讨论与行动此起彼伏，这一现象背后，既有对疾病本质的深度探索，也蕴含着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回溯精神分裂症命名的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讨论的意义。

一、旧名溯源：早发性痴呆的局限

至少在公元1世纪，古代埃及、印度、中国及希腊就有关于类似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描述 ，但彼时并没有统一且精准的命名。19世纪中叶，法国的Morel首次应用“早发性痴呆（demence precoce）”这一诊断术语，用来形容那些无外界原因在青年发生的精神衰退病例。此后，德国的Kahlbaum描述了一种伴有全身肌肉紧张的特殊精神障碍的精神病，称之为紧张症；Hecker将发生于青春期且行为荒谬、愚蠢的病例，命名为青春痴呆。1896年，德国的克雷丕林在长期临床观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上述不同描述并非独立的疾病，而是同一疾病的不同类型，由于这一疾病多发生在青年，最后发展成衰退，故合并上述类型命名为“早发性痴呆”，首次将其作为一个疾病单元来描述。然而，“早发性痴呆”这个名称存在诸多局限，它过度强调了发病年龄和衰退结局，许多并非在早年发病，或者发病后未走向衰退的患者也被涵盖其中，使得该名称无法准确反映疾病全貌。

二、精神分裂症命名：医学认知的一大飞跃

20世纪初，瑞士学者Bleuler通过全面系统研究后，于1911年将本病命名为“精神分裂症”。Bleuler观察到这类患者的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存在不协调和分裂的现象，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这一命名是精神医学史上的重要进展，它突破了“早发性痴呆”只关注发病年龄和衰退结果的狭隘视角，从疾病的核心症状出发，强调了精神功能的分裂特征，使医学界对这类复杂精神障碍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为后续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当时，“精神分裂症”这一命名因其科学性和对疾病特征的准确概括，受到了广泛认可和采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精神医学领域对这类疾病的认知和研究。

三、污名之殇：“精神分裂症”病名的沉重代价

自Bleuler命名“精神分裂症”以来，这个名字却逐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在大众的认知里，“精神分裂”四字，往往与疯狂、危险、不可理喻画上等号。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患者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遭受着歧视与排斥。

在就业市场，患者常常因为病名而被拒之门外。哪怕他们已经康复，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用人单位也会因担心其病情复发而心存顾虑。据相关调查显示，超过7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歧视，他们的简历甚至可能因为病史而被直接扔进垃圾桶。在教育领域，患病学生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同学们的孤立、老师的特殊“关照”，让他们在校园里如履薄冰，学业往往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而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更是不敢轻易透露自己的病情，因为一旦被知晓，周围人的异样眼光、窃窃私语便会接踵而至，社交生活几乎为零。

这种病耻感不仅来自外界，更深深扎根于患者内心。许多患者因疾病名称而自我否定，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负担，是不正常的人。这种自我污名化导致他们抗拒治疗，害怕去医院，甚至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据统计，约30%的患者曾因病耻感而中断治疗，病情因此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四、国际改名浪潮：为患者撕开希望的口子

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踏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改名之路，试图为患者撕下这张沉重的标签。

日本在2002年率先将“精神分裂症”更名为“统合失调症”。这一举措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积极响应。一位日本患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当别人知道我有精神分裂症时，都会躲得远远的。改名后，我感觉自己不再是那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大家开始试着理解我，我也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更名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诊率提升了20%～40%，家属对患者的支持率也大幅回升。

韩国在2012年将其更名为“调弦症”，寓意着患者的精神状态如同琴弦一般，虽暂时失调，但仍有恢复和谐的可能 。这一富有诗意的名字，让患者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包容与期待。在韩国，许多患者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调弦症康复互助会”，通过分享康复经验、互相鼓励，共同对抗疾病。

中国香港在2001年首创“思觉失调”这一中文名词，我国部分地区也于2014年正式将“精神分裂症”更名为“思觉失调症”。香港在更名后推出了「思觉失调」专病服务计划，为患者提供一站式的治疗和支持。该计划有效帮助患者在发病首三年的关键时期得到及时治疗，防止病情恶化。一位香港患者说道：“‘思觉失调症’这个名字让我觉得自己只是思维和知觉出了点小问题，而不是一个疯子。这让我更愿意接受治疗，也更有信心回归正常生活。”

然而，并非所有的改名尝试都一帆风顺。在南非，精神分裂症曾被更名为“调适性障碍”，但这一名称并未得到广泛接受。当地专家指出，新名称并没有准确反映疾病的特征，反而让公众更加困惑，对是否能真正减少病耻感表示怀疑。这也提醒我们，改名并非简单的文字替换，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确保新名称科学、准确且易于被大众接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院长王祖承教授凭借深厚的专业洞察，力主将“精神分裂症”更名为“精神失调症”。在他看来，无论是我国部分地区所采用的“思觉失调”，还是日本推行的“统合失调”，都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覆盖精神疾病的复杂面向。精神领域广泛涉及思维、情感、情绪等多元维度，“精神失调症”这一命名，恰能从宏观视角出发，精准展现疾病在精神层面多维度的异常状态，有效规避了从单一角度定义疾病的弊端。

早在2016年，王祖承教授便在《精神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建议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名称改为“精神失调症”》这一颇具前瞻性的文章。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同巨石投入精神医学的广阔湖面，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各大相关网站、报刊竞相转载，在行业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2020年，由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健康报》也刊发了《建议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名称改为“精神失调症”》的文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使精神分裂症改名议题从专业学术领域迈向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各界对精神疾病命名科学性、人文性的深入思考。

五、专家激辩：改名是破局之道吗？

在全球改名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关于精神分裂症改名的讨论也日益热烈。专家们对此各抒己见，观点激烈碰撞。

支持改名的专家认为，现有的“精神分裂症”名称带有强烈的歧视性，更名是减少病耻感、促进患者社会融入的关键一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一位精神科专家指出：“一个更科学、中性的名字，能够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疾病，减少对患者的恐惧和排斥。比如‘心脑统合障碍’这个名称，既体现了疾病可能涉及大脑和心理的统合失调，又避免了‘分裂’这样的刺激性词汇，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和社会境遇。”

王祖承教授强调，除了病耻感之外，精神分裂症改名也需要考虑到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的连贯性。目前的医学教材、教学体系以及医生的诊断习惯都是基于“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构建起来的，如果贸然改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去更新教育内容和临床指南，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难度。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新的名称能够更好地反映疾病本质，减少社会歧视，那么改名的努力是值得的。

但也有专家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更名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已经使用了上百年，医学界和公众对此已有一定的认知基础。贸然更名可能会引起混淆，增加医疗成本和公众认知的难度。而且，新名称也未必能完全避免歧视，因为歧视的根源在于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不足和偏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专家表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而不是单纯地寄希望于改名。即使改了名字，如果社会观念不改变，患者依然难以摆脱病耻感的阴影。”

还有专家提出，精神分裂症的改名不应局限于医学界，而应联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国际精神病学协会的一位专家建议：“精神疾病的命名应该进行全球性的统一和规范化，减少地域性差异带来的误解和歧视。同时，新名称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其科学性、社会接受度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确保能够准确传达疾病的本质，又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理解。”

六、未来展望：以爱之名，驱散病耻阴霾

精神分裂症的改名问题与治疗进展，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议题，它涉及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等多个层面。无论是支持改名还是保留原名，无论是探索新的治疗手段还是优化现有治疗方案，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患者得到更好的理解、治疗和社会支持，让他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阳光下。

在未来，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机制，为更科学的命名提供依据，研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加强公众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水平，消除偏见和歧视。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应携手合作，共同为患者创造一个包容、关爱的社会环境。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精神分裂症的名字会发生改变，治疗手段会更加完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患者的态度能够彻底转变。让我们以爱之名，驱散病耻的阴霾，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在温暖与希望中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迎接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这场关于精神分裂症改名与治疗的探索，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个名称、提升治疗效果，更是为了重塑社会的价值观，让人文关怀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