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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老年女性,主诉下肢肿胀10天,发热1周。
10天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肿胀,以左下肢为主,随后左侧踝部、右侧足背也出现肿胀,压痛阳性,活动受限,伴有乏力但无发热。入院前一周,患者体温最高达39.8℃,并伴有寒战。在当地医院就诊,应用三代头孢治疗,具体不详,期间因贫血接受输血治疗,乏力症状缓解,但发热持续且皮损加重,为进一步诊治来我院。
入院查体:左侧足背外侧皮损,有红肿、表皮剥脱及紫红色肉芽组织,触痛明显;右侧足背红肿,触痛阳性;左侧臀部发红,皮温升高。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正常,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高,淋巴细胞下降,血红蛋白62g/L,血小板正常;肝肾功方面,转氨酶和胆红素有轻度升高,肌酐、离子和血糖正常;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降钙素原0.80ng/mL;T细胞亚群中CD4阳性T细胞明显下降,为152cells/μL。
浅表肿物超声:左侧足背皮下表浅组织炎性水肿,局部有脓肿液化趋势,但无明显游离积液。

肺CT:双肺轻度坠积性改变、双肺微小结节、双肺和胸膜陈旧性病变,心脏、升主动脉和肺动脉干明显扩张。

1、发热待查;2、皮损待查;3、原发性骨髓纤维化;4、贫血;5、肝功能异常

发热的诊疗思维:(1)经验性抗菌治疗;(2)微生物培养;(3)局部清创换药;(4)皮肤病理。
基于上述思路,选用亚胺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治疗,规范亚胺培南用法为0.5g Q6h静点,并及时进行皮肤活检。治疗过程中,C反应蛋白虽有下降趋势,但患者体温仍未好转。此时皮肤组织培养结果提示为碳青霉烯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考虑到患者为社区发病,暂未急于加用抗鲍曼不动杆菌药物。同时监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发现其从刚入院时的30.3迅速升高,复查为29.4,同时患者肌酐最高升至159μmol/L,提示高水平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可能影响肾功能,遂于6月13日停用万古霉素。
随后皮肤组织的mNGS结果回报为脓肿分枝杆菌,序列数45个。治疗推荐手术联合抗生素,若大环内酯类药物敏感,应选择包含大环内酯在内的三种药物联合;若耐药,考虑其免疫调节作用仍应保留,同时从亚胺培南、替加环素、头孢他啶和阿米卡星中选择至少两种药物联合治疗。

经胸科医院会诊,考虑NTM感染可能性大,选用利奈唑胺联合替加环素联合阿奇霉素三联治疗,但效果不佳,患者仍持续发热。
6.13皮肤病理结果回报考虑为急性发热性嗜中性皮病,即Sweet综合征。

此患者在常规三联抗菌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甲泼尼龙40mg Qd静滴,后逐渐减量至8mg Qn口服,并在门诊定期随访监测。此后患者C反应蛋白迅速下降,体温逐渐平稳,皮损明显好转后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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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本病例引发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临床问题。
首要问题是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TDM)的临床指导意义。传统上,我们监测其谷浓度,并根据不同人群设定参考范围。然而,这一方法存在局限性,谷浓度作为药时曲线下面积与最低抑菌浓度比值(AUC/MIC)的替代指标并不可靠,因其有效的前提是病原菌MIC≤1 mg/L,且临床实践中难以精确在第五剂给药前半小时采集血样,也缺乏基于谷浓度调整剂量的明确方案。因此,更科学的目标是直接通过监测计算AUC/MIC比值,并将其维持在400-650 μg·h/mL的理想范围内。
其次,该病例揭示了临床中存在一类“隐藏在感染假象中的非感染性疾病”。本例表面呈现典型的皮肤软组织感染特征,但深入探究后发现了非感染性皮损。类似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淋巴瘤、成人Still病、血管炎、机化性肺炎、变态反应性疾病以及本病例涉及的Susac综合征等,其临床表现常与感染性疾病相似,本质却是非感染性的,这提示我们需要保持鉴别诊断的警惕性。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mNGS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与局限。该技术对于不明原因发热及危重患者的病原学诊断具有突破性优势,能弥补传统培养阳性率低的不足。但其也存在弊端,不同检测平台因测序深度与通量差异导致结果可比性差;目前缺乏统一的临床结果判读标准,总体假阳性率较高。因此,其作用可能是雪中送炭,也可能是画蛇添足,需审慎解读。
回归病例本身,这是一例特殊病例,其表面感染征象下存在非感染性皮损,及时的病原学培养与皮肤病理活检对最终诊断至关重要。但病例也存在不足,主要在于随访不充分,遗留了一些待解问题:其一,确诊的脓肿分枝杆菌感染是否是斯威特综合征的诱因?其二,此类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断是否确切?其三,也是更具普遍性的挑战,即对于免疫抑制患者,如何权衡免疫抑制治疗与随之而来感染风险增加之间的矛盾,是临床医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