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

哮喘急性发作（AE）可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甚至危及患者生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经济负担。因此，识别AE高风险患者显得尤为重要。IgE是哮喘过敏性气道炎症的关键触发因素。既往研究已证实IgE在哮喘的病理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支持将血清总IgE水平作为预测AE的生物标志物的证据有限。新近研究证实了血清总IgE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证据，并提示IgE变化可能与AE有关，但如何定义血清总IgE变异尚无统一标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刚教授研究团队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国家重症哮喘卓越研究中心Alan Chen-Yu Hsu 徐震宇博士及悉尼大学Woolcock医学研究所Brian G. Oliver教授共同合作开展研究，该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过敏及免疫学领域权威杂志《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学杂志 》（J Allergy Clin Immunol Pract）。

研究入组了340例处于稳定期的哮喘患者，在1个月内接受了两次血清总IgE检测（基线测试和1个月时测试）。根据以下公式换算为变异系数（CV）。

根据患者IgE CV中位数分为 IgE CV-high组（n=170）和 IgE CV-low组（n=170），观察 12 个月后，分析血清总IgE变异与AE的关系。

结果显示，IgE CV-high组患者存在较差的哮喘控制水平、肺功能，且使用更高剂量的ICS；IgE CV-high组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更高，诱导痰上清液IL-6和IL-8水平更高；与IgE CV-low组患者相比，IgE CV-high组患者哮喘急性发作频次显著增高。

该研究的结论是，IgE CV高的患者未来一年哮喘急性发作频次显著增加。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临床医生识别具有哮喘急性发作高风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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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

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第二大新发癌症。喉癌虽然不太常见但同样较为致命，且与前者有着相似的危险因素。近日，《柳叶刀·呼吸病学》（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发表全球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最新研究成果，为呼吸道癌症防控提供洞见。

研究尤其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吸烟仍然是喉癌和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死亡的“唯一最重要危险因素”；在喉癌中，饮酒也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暴露于家庭空气污染和环境颗粒物污染，女性肺癌发病率也正在增加。

这项研究由全球学者共同完成，对204个国家和地区在1990-2019年间的呼吸道癌症（包括气管癌、支气管肺癌、肺癌和喉癌）负担和危险因素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分析。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范围内共有226万新发的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病例，以及上述癌症导致的204万例死亡和459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共有20.9万新发的喉癌病例，以及喉癌导致的12.3万例死亡和326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

2010到2019年间，全球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的新发病例数增加了23.3%，全球喉癌病例数增加了24.7%。

过去30年来，在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方面，尽管女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一直低于男性，但趋势走向却恰恰相反：女性发病率上升，而男性发病率下降。

2019年，男性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40.4例/10万人，自2010年来下降7.4%，自1990年来下降12.5%。

同一时期，女性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却不断攀升，2019年达到16.8例/10万人，自2010年来增加0.9%，自1990年来增加22.3%。

男性和女性的喉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则都呈现下降趋势，过去10年分别下降3.0%和0.5%。

整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呼吸道癌症死亡率也有所降低。从2010年到2019年，全球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了5.7%，喉癌下降了8.5%。

然而，在社会人口指数（SDI）较低的一些地区，观察到呼吸道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上升。在高SDI地区，虽然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但下降速度也是过去十年最快的，降幅达到8.7%。在这些地区，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和早期靶向治疗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喉癌和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的死亡率。

对危险因素的分析显示，2019年约80.3%的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死亡病例可归因于危险因素暴露。其中，64.2%是吸烟导致的。整体而言，无论社会经济状况如何，吸烟都是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年龄标准化死亡的主要特定危险因素。男性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死亡中，76.2%可归因于吸烟，在女性中这个数字为38.9%。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的第二大特定危险因素是环境颗粒物污染，导致气管癌、支气管肺癌和肺癌死亡的15.1%；第三大特定危险因素是职业接触石棉。

相似地，63.4%的喉癌死亡都是吸烟导致的，在男性和女性中，这一比例分别是69.5%和27.4%。第二大危险因素是饮酒，占喉癌死亡总数的19.4%。
在低SDI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女性而言，固体燃料造成的家庭空气污染则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主要特定危险因素，影响程度甚至高于女性吸烟。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团队总结指出，过去十年中，全球范围内气管癌、支气管肺癌、肺癌和喉癌的总病例数和死亡数均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呼吸道癌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低SDI地区和女性中有所增加，针对这些人群，应优先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控烟、针对主要空气污染源进行空气质量管理以及广泛使用清洁能源。此外，呼吸道癌症患者生存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确诊时往往已为晚期，通过筛查和后续早期治疗有望减少气管、支气管和肺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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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与猝死

8月20日，《胸腔》（THORAX）杂志在线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吴素华团队关于气流阻塞、肺功能受损与心源性猝死（SCD）的前瞻性研究。

研究入组了美国四个社区的14708例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RIC）研究参与者。这些参与者于1987年至1989年间接受肺活量测定，并进行了长期随访。主要研究终点是医生判定的SCD。采用竞争风险模型和Firth惩罚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风险比（HR）。

结果显示，在25.4年的中位随访期间，706名(4.8%)受试者出现了SCD。在四个种族和性别组以及所有吸烟状况类别中，SCD的发病率与FEV₁呈负相关。在对多个测量的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比较FEV₁的最低和最高五分位数的SCD风险比，白人男性为2.62(95%CI为1.62~4.26)，白人女性为1.80(95%CI为1.03~3.15)，黑人男性为2.07(95%CI为1.05~4.11)，黑人女性为2.62(95%CI为1.21~5.65)。在从不吸烟的人中，上述关联也被观察到。中度到非常严重的气流阻塞与SCD的风险增加相关。FEV₁的加入显著提高了对SCD的预测能力。

该研究的结论是，在普通人群中，肺功能受损和气流阻塞与SCD风险增加相关。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阐明潜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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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8月呼吸领域研究进展（上）

中国医学论坛报元璐编译，转载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