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手术为主的实体肿瘤综合治疗理念为患者提供了治愈的机会，但手术创伤、麻醉、输血、低温、术后感染等围手术期因素会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免疫抑制，如NK细胞、巨噬细胞活性下降，清除循环肿瘤细胞能力减弱；Th1/CTL功能受损及免疫因子IFN-γ、TNF-α、 IL-2分泌减少。术后免疫抑制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也会对后续辅助化疗的耐受性及肿瘤长期预后带来影响，增加术后转移复发风险。

避免患者术后并发症，围手术期适当使用免疫调节剂或可助益

    手术，作为实体瘤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其价值不言而喻。如何避免术后并发症从而取得更好疗效，肿瘤学家对此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为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肿瘤手术适应证，二是关注术后并发症与围手术期治疗。现代肿瘤学精准诊疗手段为明确肿瘤手术适应证提供了保障，在此背景下，应重点关注第二个方面。

    为减少术后并发症，应从术前评估、微创、改善围手术期免疫环境三个方面开展围手术期相关工作。手术对机体来说是一种创伤，其引起应激反应与免疫状态改变，且营养状态不良可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并加快肿瘤进展，因此术前评估非常重要。鉴于手术创伤不可避免，通过创伤控制与微创手段可减少外科手术的创伤与应激。此外，通过术前营养支持，围手术期适当使用胸腺法新等免疫调节剂，可改善患者围手术期免疫微环境从而帮助患者恢复免疫功能，减少相关的炎症与创伤。此外，除围手术期血常规、生化常规检查外，建议临床考虑对免疫相关指标进行检测，例如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评分等，从而尽早发现围手术期免疫功能异常的患者，给予主动干预以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尽可能改善患者预后。

对的时间，对的环节，3T治疗理念或可实现“扶正祛邪”

    T淋巴细胞，被称为“清道夫”、“人体卫士”，其在人体免疫中担负着重要角色，类似于社会中警察的角色。T淋巴细胞在维持人体免疫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机体清除肿瘤细胞、细菌、病毒、异物等，都需要T淋巴细胞首先完成识别工作。在T细胞发挥作用的过程中，T细胞过度激活及抑制都需要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当用药错误或异体物质等异形抗原错误地刺激T淋巴细胞时，可能会引起T细胞过度激活，从而引发超敏反应。但在多数情况下，T细胞功能会出现抑制，对于肿瘤患者而言，肿瘤细胞会分泌抑制性炎症因子从而抑制T淋巴细胞活性、减少T淋巴细胞数量，造成免疫逃逸，而在手术应激状态下，抑制性炎症因子的释放将进一步增多，造成患者免疫功能持续下降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状态。

    一旦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肿瘤细胞将进入活跃期，这可能会导致肿瘤出现转移或进展。在临床上，部分肿瘤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很快发生肿瘤转移。这提示我们，肿瘤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其整体免疫功能呈下降趋势，其中以T淋巴细胞功能衰退为主要表现，因此如何在围手术期维持或增强T淋巴细胞功能，达到正常乃至稍高水平，这是未来临床应重点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T细胞在机体免疫功能中的重要作用，赛生公司提出了肿瘤术后“3T”免疫治疗理念，即在术后免疫功能发生改变的重要窗口期—围手术期开始（Timing）使用胸腺肽α1（Tα1，胸腺法新）并给予患者全程治疗，从而提高T淋巴细胞功能，有利于肿瘤术后长期预后。对于该理念，本人还是非常赞同的。

    举例来说，抗肿瘤治疗通常于肿瘤患者术后3周启动，在手术后到辅助治疗前的这个“窗口期”，当主瘤被切除后，因接触抑制的解除，血液中残留的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将加快，加之围手术期T细胞功能抑制及免疫功能下降，导致残留肿瘤细胞的快速增殖。所以，在这个没有抗肿瘤治疗的“窗口期”，通过改善免疫功能从而达到抵抗肿瘤的作用，是非常符合中医“扶正祛邪”理念的。

    本人所在中心开展了一项临床研究，手术中通过门静脉系统、腹腔、肠腔三条途径为Ⅰ/Ⅱ/Ⅲ期结直肠癌患者注射了5-氟尿嘧啶（5-FU，1g/㎡）以观察其疗效，结果显示，围手术期短时间化疗可明显改善术前CEA升高患者预后，而这正是围手术期“祛邪”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从“扶正”的角度而言，在围手术期这个窗口期，通过免疫增强剂等手段改善免疫环境与T淋巴细胞功能，是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及应用前景的。

    围手术期5-FU“祛邪”已经得到了验证，但免疫干预“扶正”仍然有待临床研究及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及验证，我相信两者能够发挥1+1＞2的协同作用。总体而言，3T治疗理念抓住了窗口期、T细胞及Tα1这三个核心要点，具备科学依据，未来还需要学会、企业与临床医生共同配合，开展严谨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予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