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12日，第70届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年会在波士顿海恩斯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近万名肝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于此，交流肝病领域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临床诊疗策略。本报记者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范建高教授梳理本届年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领域热点话题。

^{范建高教授在年会现场}

^{新药和减重手术对于改善代谢紊乱和肝脏损伤的作用}

在新药研发方面，关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纤维化的研究内容更加丰满，数据更加丰富，但仍然没有出现有希望的特效药，且在研药物绝大多数作用于肝脏的炎症损伤和纤维化，仅有极少数作用于NAFLD的源头——脂肪过多和胰岛素抵抗。目前虽然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等药物应用于胰岛素抵抗，但尚无较好的减肥药问世。

就治疗效果而言，还没有任何药物的治疗效果能够超过“坚持改变生活方式减重10%以上”带来的效果，也没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能够超过“通过减重手术显著减重”所带来的肝脏获益。

总体而言，不改变NAFLD发病的“上游”，即不改变生活方式、不减重、不改变代谢，仅依靠抗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药物，不能改变NAFLD的预后转归。肝病医生需要对NAFLD有全程管理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干预，才能在治疗上有所突破。

就减重手术而言，无论是传统减重手术还是内窥镜减重手术，均能够减少肠-肝、肠-脑之间的不良“对话”，通过减重来改善NAFLD患者的代谢紊乱和脂肪肝，但治疗效果亦不十分令人满意。

进展性或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无创诊断

本届年会NAFLD 领域的另一大亮点是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相关研究。所谓无创诊断主要是在传统诊断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遗传、代谢等指标进行改良，以提高诊断效率。肝活检作为无创诊断的对照金标准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应用肝活检进行肝脏损伤或纤维化评估，除抽样误差以外，人为误差即观察者之间的一致性差异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很多研究在探讨能否通过质控或机器读片等方法提高肝脏组织学评估的客观性。本届年会上也有一些论文涉及这方面内容，即NAFLD或NASH患者接受肝纤维化或肝脏损伤活检，通过机器读片给出相对客观的诊断。

肝纤维化无创诊断主要有两方面作用，预测疾病预后以及为新药研发筛选适宜的研究对象。很多学者认为，NAFLD最主要的干预人群是脂肪性肝炎伴有进展性肝纤维化或代偿性肝硬化，那么，如何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这部分人群并将其纳入临床试验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相对于有创的肝活检而言，无创诊断可操作性更强，更为方便快捷，患者更容易接受，如果能够保证诊断足够客观准确，无疑能够提高临床试验的病例筛选率。但这需要深度机器学习和算法来保证。从这一层面而言，无创诊断是为临床药物试验服务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利用更大样本量、无创的监测指标、更长的随访时间，能够更好地评估肝脏纤维化与肝脏不良结局、心脑血管结局或肿瘤结局之间的相关性，更好地进行疾病预后预测。

肠道菌群与NAFLD

既往研究已经证实，肠道微生态与肝病密切相关，在肝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肠-肝轴发挥了重要作用。NAFLD 相关肠道菌群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本届年会上也有很多内容涉及肠道菌群对NAFLD发生、发展，以及对肝硬化、肝癌甚至肝外合并症的影响。

年会上的NAFLD 相关肠道菌群研究，除了关于发病机制的探讨外，还涉及两方面内容。

其一，通过改变肠道菌群进行疾病干预，但这方面尚无突出进展，无论是粪菌移植、益生菌，还是肠道菌群代谢产物、抗生素，均未发现对NAFLD及其合并症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其二，作为NAFLD和NASH无创诊断工具，有研究表明，通过检测患者肠道菌群，基于肠道菌群宏基因组学特征，能够诊断NAFLD和NASH。

遗传、表观遗传和代谢与NAFLD之间的相关性

与往年相比，本届年会关于遗传、表观遗传和代谢与NAFLD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更丰富，内容更为全面，包括报告了几个新的与肝脏脂肪沉积、炎症损伤相关的遗传易感基因，以及结合易感基因的改变、体型、代谢表型等信息，更好地认识NAFLD这一疾病的特征。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将基因检测与临床实践（包括疾病预后和疾病处理）结合起来，选择个体化治疗和随访方案。

肝脏再生与NAFLD

肝脏再生是个古老的话题，每年都有很多研究进展发布。本届年会涉及很多肝脏再生相关的基础研究内容。

就NAFLD而言，肝脏再生也是个热门话题。研究显示，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肝移植后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以及脂肪肝切除围术期并发症增多等，都与肝脏再生密切相关。通过基础研究，能够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疾病，对于临床实践非常有益处。

（本文由李妍采写，范建高教授审阅）

本文来自《中国医学论坛报》AASLD2019会议报道专题，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