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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谨教授: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面临哪些争议?如何破解?| 2026 乳腺癌北方沙龙

2026-08-03作者:CMT琳资讯
原创

杨谨头图.png

7月25-26日,2026 乳腺癌北方沙龙于青岛正式召开。作为国内乳腺肿瘤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特色学术交流平台,“乳腺癌北方沙龙”已走过20余年历程,为推动乳腺癌多学科诊疗和乳腺癌防治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


会议期间,《乳腺癌免疫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的讨论成为焦点之一。围绕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争议热点、ADC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与序贯策略,以及精准分型指导下的生物标志物探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谨教授结合最新循证证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观点分享。



专家访谈


video


01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争议热点与临床对策


2026乳腺癌北方沙龙对《乳腺癌免疫治疗中国专家共识》进行了讨论。其实2025年以来,新型靶向TROP-2 ADC类药物的一系列临床研究,包括ASCENT-04、ASCENT-03及DB-02等的公布都带来了新的循证医学证据,早期新辅助免疫治疗领域亦有重要更新,为相关共识修订和指南更新提供了依据。为此,杨谨教授在会议报告中,系统梳理了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十大热点问题与争议,这里进行简要的总结介绍。(“十大热点问题与争议”详细完整内容将以专题形式于后续推出,敬请期待)


ADC时代,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最佳拍档。

2025 ASCO年会公布的ASCENT-04研究,是国际首个靶向TROP-2 ADC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相较于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获得了显著的无进展生存(PFS)改善,疾病进展风险降低35%。2026 ASCO年会进一步公布了第二次无进展生存(PFS2)的数据,提示二线治疗后进展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夯实了ADC联合免疫作为新型治疗组合的循证基础。

早期复发或新辅助/辅助治疗期间PD-1单抗经治人群,晚期一线治疗应选择ADC单药还是ADC联合免疫? 

ASCENT-04研究的亚组分析显示,对于无病间期(DFI)小于12个月以及前序紫杉醇耐药的人群,ADC联合免疫的风险比(HR)优于传统化疗。在化疗时代,KEYNOTE-35研究的亚组分析表明,若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DFI小于12个月,即使联合GP方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HR也仅为0.77。因此,在ADC时代,对于早期复发的人群,可以优选ADC类药物联合免疫方案。


然而,对于在新辅助或辅助治疗阶段以根治为目的使用过PD-1单抗的人群,晚期一线治疗能否再次联合免疫,目前仍属灰色地带。ASCENT-04、ASCENT-04及Dato-DXd相关研究虽然都入组了一定比例的此类人群,但样本量有限,入组比例也很小。在现有循证医学证据下,ADC单药具有较为充分的循证支持——2026 ASCO年会中,ASCENT-03及Dato-DXd单药一线治疗研究均分析了CPS<10分的人群,显示单药ADC可带来一定的整体获益。未来对于早期PD-1单抗经治的人群能否联合免疫,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包括中国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KB264)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以及ASCENT-C04研究。

CPS评分介于1~10分的人群,能否获益于ADC联合免疫治疗?

目前国际上ADC联合免疫治疗的研究基本界定于PD-L1表达≥10分的人群,CPS评分能否下探,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在中国,江泽飞教授牵头的TORCHLIGHT研究显示,CPS≥1的患者疗效更为显著;正在进行的ASCENT-C04研究(戈沙妥珠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预先设计的CPS评分即为≥1。同时,江苏省人民医院殷咏梅教授牵头的SKB264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研究入组人群为CPS<10分,亚组分析进一步区分为<1分和1~9分。整体来看,CPS评分下探的临床研究开展非常必要,有助于进一步扩充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适用人群。

如何克服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免疫耐受是未来的更大挑战。

目前国内有多种双特异性抗体正在开展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包括双免类的KN046,以及靶免类的依沃西单抗、PM8002等。这些研究入组人群并不严格限制PD-L1表达水平。未来,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或联合ADC,有望在一线治疗中进一步打破PD-L1表达的边界,或在后线治疗中通过新型联合策略扩展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中免疫治疗的应用范围。

免疫治疗应维持多长时间?

 KEYNOTE-35研究显示,大部分患者化疗的中位时间为5至6个月,而免疫治疗若患者达到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继续帕博利珠单抗维持直至疾病进展或满两年,患者的PFS期和总生存期均获得显著改善。因此,临床实践中应持续免疫维持治疗。对于化疗早期不耐受或毒性较大的患者,尤其是PD-L1高表达人群,可暂停化疗,进行个体化免疫维持治疗。

一些备受关注的特殊人群的治疗选择也更新了循证医学证据,比如BRCA突变人群的免疫治疗选择、脑转移人群的免疫治疗探索。

BRCA突变人群的免疫治疗选择。 2026 ASCO年会,ASCENT-04研究公布了小样本的体细胞BRCA突变人群数据,但这些人群并未进行胚系BRCA突变检测。尽管样本量有限,但免疫联合治疗组的PFS期达到了16.6个月,虽未获得显著性统计学差异,绝对值仍值得关注。在2026 ASCO年会专场讨论中,对于CPS≥10、PD-L1阳性且伴有胚系BRCA突变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仍推荐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或免疫治疗;对于PD-L1阴性、胚系BRCA突变人群,建议使用PARP抑制剂。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和胡夕春教授牵头的ABC临床研究是国际上首个针对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的探索性研究,采用国产阿得贝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及含铂单药方案,获得了较高的颅内客观缓解率及中枢神经系统PFS期改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临床肿瘤学杂志》。该研究表明,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及化疗在脑转移人群中值得探索,脑转移不再被视为免疫治疗的禁区。

HR阳性/HER2阴性及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免疫治疗尝试。 

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整体结果为阴性,但在PD-L1阳性人群中可见PFS期和总生存期的改善趋势。2026 ASCO年会报告的AMBITION研究,紫杉醇联合抗血管生成及阿替利珠单抗同样获得阴性结果。HER2阳性乳腺癌的DB-07研究整体也尚未取得全人群阳性结果。因此,对于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及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免疫治疗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临床对策
在PD-L1阳性人群中,免疫治疗的最佳拍档目前为ADC。
对于早复发或早期接受过以根治为目的的PD-1单抗治疗的人群,ADC单药为首选,ADC联合免疫治疗未来值得探索,但是需要更多循证证据。
对于CPS评分<10分(1~10分)的人群,未来能否使用免疫联合策略,目前数据有限,未来中国学者新的研究开展有望为此提供答案。
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耐受克服方面,中国双特异性抗体或靶免治疗的相关随机对照临床对照研究正在进行中,一旦在一线治疗中取得突破,后线治疗同样值得期待。

此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基于三阴性乳腺癌精准治疗平台的FUTURE 2.0版本,针对基底样免疫异质型人群,在二线及以后应用ADC联合抗血管生成,已取得有效率翻倍及PFS期延长的疗效,为免疫微环境欠佳人群提供了新思路。

免疫治疗时长建议直至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维持治疗应坚持个体化。
对于胚系BRCA突变合并PD-L1双阳性人群,可考虑ADC联合免疫治疗
脑转移人群可在特定人群中尝试免疫联合治疗,放疗亦为重要手段。
HR阳性/HER2阴性及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目前不推荐免疫治疗,仅限临床研究。


02
ADC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与序贯:当下策略与未来方向


ADC药物相较于传统化疗,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化疗耐药,另一方面可通过独特机制,包括抗原提呈和CD8阳性T细胞响应等,增强局部免疫微环境激活,这为ADC联合免疫治疗取得优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ADC类药物的缓解持续时间较化疗更长,这已经在ASCENT-04研究得到了证实。


关于联合策略,PD-1单抗与ADC类药物,特别是靶向TROP-2 ADC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兼容性。目前,Nectin-4 ADC、EGFR/HER3双特异性ADC等新型药物均在尝试与免疫治疗联合。杨谨教授表示,ADC联合免疫治疗的组合未来必定需要升级,不单纯局限于PD-1/PD-L1通路。在其他实体瘤中,双免、靶免等多元化的免疫组合已显示出较强的免疫微环境改善效果,再加上ADC药物的加持,这一方向非常值得期待。但是,不同组合的安全性如何规避还需要通过更多临床研究给出答案。


如何序贯同样非常重要。如果将免疫和ADC均用于一线,后线治疗如何选择是目前临床面临的切实问题。在临床研究入组患者复发后如何治疗,目前尚无标准答案,通常还是需要回归化疗或采用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方案。因此,考虑到序贯治疗策略以及安全性,在中国,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等方案对于PD-L1阳性人群的一线治疗,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基于靶向TROP-2的ADC在二线治疗中已确立标准地位且具医保可及性。


因此,对于PD-L1阳性人群,化疗联合免疫后续贯ADC,是当下的标准路径。未来,随着ADC载荷升级及不同靶点ADC的涌现,ADC序贯治疗策略将更加丰富;免疫治疗亦将升级,中国原研的三特异性抗体(如PD-1/CTLA-4/EGFR三特异性抗体)以及HER2低表达ADC联合PD-1等探索,都将进一步丰富后线治疗选择。


03
分子分型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发展


当前国内外指南对于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精准治疗已有初步框架,主要通过PD-L1表达和BRCA突变对适合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的人群进行划分。然而,对于异质性极强的三阴性乳腺癌,上述生物标志物远远不够。NCCN指南在PD-L1和BRCA之外,还推荐了肿瘤突变负荷(TMB)、肿瘤浸润淋巴细胞、NTRK等更为精细的个体化检测指标。


杨谨教授表示,未来在中国最具转化潜力的方向,当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提出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四分型。基于该分型的FUTURE平台1.0版本已经探索化疗联合策略,2.0版本正在探索ADC类药物不同联合方案,包括联合免疫、ADC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其他靶向联合方案的疗效。该四分型基于免疫组化的四个生物标志物,虽然目前尚不适用于所有中心,但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方向。


此外,对于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临床医生基于TMB以及TILs评分、MSI-H检测等为患者选择免疫联合治疗策略。虽然受众相对较少,但为这些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可能。HER2突变检测及HER2低表达人群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在HER2低表达领域,已有多种靶向HER2低表达的ADC类药物可供选择。


总体而言,在现有循证医学证据下,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应严格遵循国内外指南,特别是CSCO指南。2026版CSCO指南已清晰列出PD-L1阳性或阴性人群的免疫联合治疗方案及相应组合,亦为胚系BRCA突变人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治疗推荐。因此,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框架,未来随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将走向更加精准和个体化的治疗路径。


专家简介


 杨谨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癌症中心主任、肿瘤精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肿瘤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委员兼乳腺学组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西安市癌症康复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

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 2 项,高校科技进步奖 2 项


审阅 |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谨

整理 |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黄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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