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录贵教授：DLBCL的调研结果显示，97.83%的新诊断DLBCL患者被推荐接受治疗，实际接受治疗的比例达到91.51%，这个高比例体现了DLBCL作为侵袭性淋巴瘤需要积极治疗的特点。

治疗目标方面，新诊断患者中99.33%以CR为目标，这个近乎100%的比例反映了我们对DLBCL治愈性治疗的信心。但对于复发难治患者，目标更加现实化：45.33%关注PFS延长，38.67%仍以CR为目标。

年龄相关的治疗策略差异特别值得关注。传统的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方案在80岁以上患者中的使用率有所下降（66% vs ≤60岁患者的75.85%，P=0.027），而新型的Pola-R-CHP方案使用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80岁以上患者中达到21.07%，显著高于≤60岁患者的10.08%（P<0.001）。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年龄分层更加明显：≤60岁患者的移植率达到11.78%，而>80岁患者仅为0.70%（P<0.001）。这种基于年龄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是完全合理的。

邱录贵教授：约34.93%的DLBCL患者会出现复发难治，其中23.27%接受了移植治疗。首次复发患者更多使用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43.59% vs 多次复发患者的26.43%，P<0.001），而CAR-T细胞治疗在多次复发患者中的使用率显著更高（16.77% vs 首次复发患者的5.19%，P<0.001）。这种阶梯式的治疗策略体现了我们对不同复发阶段治疗强度的精准把握。

BTK抑制剂（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在不同复发阶段的使用率没有显著差异（P=0.727和P=0.294），这可能反映了BTK抑制剂在DLBCL治疗中的应用还在探索阶段。

邱录贵教授：88.46%的新诊断MCL患者被推荐接受治疗，86.38%实际接受了治疗。新诊断患者中87.33%以CR为治疗目标，而复发难治患者中52%关注PFS延长，高危/合并症患者中76.99%关注PFS。移植治疗在MCL中的应用值得关注：40.21%的新诊断患者符合移植条件，但实际接受移植的比例为26.67%。在获得CR或PR的患者中，86.67%接受了维持治疗，其中79.23%继续使用相同方案。

治疗方案选择方面，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仍是主流，平均使用率84.19%。干细胞移植相对较少，自体移植使用率5.29%，异基因移植仅0.47%。CAR-T细胞治疗的使用率为4.14%，虽然比例不高，但考虑到MCL的疾病特点，这个数据是合理的。

邱录贵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在CLL/SLL治疗中，主治医师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代BTK抑制剂（伊布替尼），而高年资医生更偏好第二代药物（泽布替尼、阿卡替尼）。这可能反映了不同代际医生对新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认知的差异。

DLBCL治疗中的差异更加明显：主治医师对新诊断患者更多选择传统的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75%），而高年资医生在复发难治病例中更倾向于使用新型方案（如polatuzumab vedotin为基础的治疗）。

MCL治疗中，主治医师的一线CR率更高（59%），但在后线治疗中有所下降，而PR率保持稳定。

这些差异提示我们需要：第一，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确保所有医生都能及时了解最新的治疗进展；第二，建立更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不同资历医生之间的经验分享；第三，制定更加标准化的治疗指南，减少主观因素对治疗选择的影响。

易树华教授：DLBCL治疗的地域差异更加明显。东部地区在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的使用率最高，达到80%，同时在新药polatuzumab vedotin的采用率也领先，达到18.36%。华中和西部地区的传统方案使用率相对较低（70%），而东北地区最低。

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患者支付能力相对较强，医院也更容易获得新药准入，因此新疗法的采用率更高。

易树华教授： 根据我们的调研，当前MBCN治疗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诊断层面的挑战非常突出。76%的医生认为诊断成本过高是主要问题。虽然NGS和基因检测技术显著改善了诊断精度，但高昂的检测费用限制了其广泛应用。72%的医生指出缺乏标准化的NGS技术，61.33%的医生认为诊断准确性有待提高。

这些问题在基层医院更加突出。很多县级医院和地市级医院缺乏完善的分子诊断平台，患者往往需要转诊到大城市进行检测，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延误了治疗时机。我们需要建立更加标准化的诊断流程，推动诊断技术的下沉，让更多患者能够就近获得准确的诊断。

治疗层面的挑战更加复杂。89.33%的医生认为治疗费用昂贵是最大障碍，具体来说，许多新型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虽然疗效显著，但价格昂贵，患者自付比例较高。即使是已经进入医保的药物，在不同地区的报销政策和比例也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治疗选择和依从性。地域可及性差异也很明显，73.33%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些创新疗法如CAR-T细胞治疗，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基层医院和偏远地区患者很难获得这些治疗机会。

易树华教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78%的医生认为针对高危患者的治疗模式仍不够理想，这个比例相当高，说明我们在高危患者管理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高危患者往往具有以下特点：疾病进展快、预后差、治疗反应不佳、容易复发。他们需要更加个体化和强化的治疗方案，但目前我们在几个方面还存在不足：

首先是高危患者的识别和分层。虽然我们有各种预后评分系统，但如何更好地整合分子标志物、临床特征和患者个体因素来制定最优治疗策略，仍然是一个挑战。

其次是治疗方案的个体化程度。对于高危患者，标准治疗方案可能不够强化，但更强化的治疗又可能带来更大的毒性风险。如何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控制治疗相关毒性，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和实践经验。

第三是长期管理和随访。高危患者需要更密切的监测和更长期的管理，但目前很多医院在这方面的资源配置还不够充分。

易树华教授：我对未来充满信心，预计将有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精准医疗将成为主流。随着基因检测成本的持续下降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分子诊断将更加普及。未来，我们预见基于高通量测序的分子分型将成为新诊断患者的常规步骤，这不仅能发现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还能精准识别出罕见靶点，使得相应的个体化方案能够“有的放矢”。

创新疗法的可及性将显著改善。近年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对创新药物，特别是肿瘤领域的药物，开辟了优先审评、突破性治疗药物等加速通道，让全球前沿成果能更快惠及中国患者。同时，通过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和谈判机制，众多创新疗法正被纳入医保，极大地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数字化医疗将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血液肿瘤诊疗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AI辅助的细胞形态学识别、病理切片分析和影像学评估，能够为医生提供高效、精准的诊断参考，减少人为误差。在治疗决策环节，基于真实世界数据构建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能够整合患者的基因、临床和预后信息，为医生推荐遵循指南且个体化的治疗路径。此外，远程医疗平台和互联网医院的规范化发展，将打破地域壁垒，让基层医院的患者也能便捷地获得经验丰富专家的诊疗意见，这对于提升全国范围的诊疗同质化水平至关重要。

多学科协作模式将更加成熟。血液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护理团队等多个科室的紧密合作将成为标准模式。我们预计未来的血液肿瘤治疗将更加注重全程管理，从诊断、治疗到康复、随访的每个环节都将有专业团队参与。这种全程化管理模式旨在最大化治疗效果，同时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

基层医疗能力将显著提升。通过远程医疗、医联体建设、医生培训等多种方式，基层医院的血液肿瘤诊疗能力将大幅提升。我们预计未来大部分常规的血液肿瘤治疗都能在地市级医院完成，患者就近治疗的比例将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将更加深入。中国在血液肿瘤治疗领域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原创的治疗方案和药物走向世界，同时也将引入更多国际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良性循环，共同推动全球血液肿瘤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