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全球心血管疾病首要可修饰危险因素。我国高血压现患人数已超过2.45亿，但以<140/90 mmHg为标准的血压控制率仅约16.8%^[1]。治疗率与控制率之间的落差，除医疗可及性、经济因素外，药物依从性不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治疗依从性不佳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自行减量、漏服、间断服药乃至完全停药。研究显示，服药片数与依从性之间存在明确的负相关关系——每日服药片数越多，患者的依从性越差，停药风险越高。一项纳入131472例初次接受降压药物治疗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显示，不同降压药物的治疗中断率存在显著差异，提示药物方案的选择本身即可影响患者的长期坚持意愿^[2]。

治疗方案的复杂性是导致依从性下降的核心原因之一。传统自由联合方案需患者同时服用多种药物，每日多次服药，随着用药种类和频次的增加，漏服、错服及自行停药的风险显著上升。此外，部分患者因担心药物不良反应而自行减量或停药，进一步加剧了依从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依从性不佳不仅影响血压达标率，更直接削弱了降压治疗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有研究指出，不按处方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心血管治疗获益，其心血管事件风险与未治疗患者相近。

从临床实践的角度看，依从性问题贯穿于高血压管理的全过程。在治疗启动阶段，患者可能因对疾病认知不足或对药物安全性的担忧而未能坚持服药；在长期维持阶段，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患者的服药行为可能逐渐松懈，依从性呈自然下降趋势。因此，选择能够简化方案、改善耐受性的治疗策略，对于提升长期依从性至关重要。

单片复方制剂（SPC）通过将两种或多种降压药物整合为单片、每日一次服用，从根本上简化了治疗方案。SPC的优势不仅在于减少服药片数，更在于其药理学设计的内在合理性。

以培哚普利和吲达帕胺组成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A+D SPC）为例，两药机制互补——培哚普利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并激活缓激肽-一氧化氮通路，兼具扩血管、抗炎、抗氧化与逆转靶器官损害的作用；吲达帕胺作为噻嗪样利尿剂，在利尿之外还能直接扩张血管，发挥钙通道阻滞剂（CCB）样作用。两者对RAAS与容量形成双重抑制，实现协同强效降压^[3]。两药半衰期均较长，可平稳覆盖24小时血压；血钾升高与降低作用相互抵消，不良反应减轻，为长期治疗提供了良好的耐受性基础。

从药理学角度看，SPC的“简化”并非简单的药物叠加，而是通过机制互补实现“增效减毒”。培哚普利与吲达帕胺的联合应用，一方面通过减少水钠潴留、抑制RAAS等多重机制增强降压效果，另一方面RAAS抑制剂可减少噻嗪类利尿剂所致的RAAS激活和低血钾等不良反应。这种机制层面的协同，使SPC在提升疗效的同时改善了安全性，为患者长期坚持治疗创造了条件。

此外，SPC的另一重要优势在于其能够以较低剂量实现与足量单药或自由联合相当的降压效果，从而减少剂量依赖性不良反应的发生。以噻嗪类利尿剂为例，其不良反应呈明确的剂量依赖性——在半标准剂量下引起症状的频率约为2.0%，而在标准剂量下可升至9.9%^[4]。SPC通过低剂量组方，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了不良反应风险，这对于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的高血压患者而言意义重大。低剂量组方策略不仅减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也降低了患者因不耐受而停药的风险，从而在源头上保障了长期治疗的可持续性。

依从性的改善最终需转化为临床结局的改善。前述研究显示，SPC组48个月死亡率较自由联合组降低约45%，这一获益在排除了年龄、性别、合并症等因素后依然显著。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n=131,472）进一步显示，在ACEI联合利尿剂方案中，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的治疗中断率在ACEI+利尿剂组合中最低，提示该方案在真实世界中具有较好的耐受性和依从性。这一发现与SPC的药理学特性一致——培哚普利与吲达帕胺的机制互补不仅体现在降压疗效上，也体现在不良反应的相互抵消上，从而提高了患者的长期治疗耐受性。

从机制角度而言，SPC改善预后的路径清晰：简化方案→提升依从性→持续血压达标→减少血压波动→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ADVANCE研究证实，培哚普利/吲达帕胺复方治疗可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18%、全因死亡风险14%^[9]。HYVET研究则显示，在≥80岁高龄高血压患者中，吲达帕胺±培哚普利治疗可降低心血管死亡风险23%、全因死亡风险21%^[10]。这些硬终点获益的实现，与治疗依从性的保障密不可分。在临床实践中，再有效的药物方案若无法被患者长期坚持，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临床获益。SPC通过将复杂的多药方案简化为单片制剂，使患者能够以更低的认知负担和更少的服药行为实现长期治疗，从而将临床试验中的疗效转化为真实世界中的获益。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审校丨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陈杰教授

撰写丨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马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