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顺昌教授认为，2026 ASCO年会在罕见肿瘤领域最值得关注的进展集中在三条主线上，这些进展正深刻地改变着临床诊疗的底层逻辑。

主线一：PRAME靶点TCR-T的全面崛起。以anzu-cel（IMA203）为代表，其在晚期黑色素瘤中报告了56%的确认客观缓解（ORR）率和91%的疾病控制（DCR）率，中位缓解持续14.6个月。更令人期待的是，同平台的IMA203CD8已在滑膜肉瘤和妇科肿瘤中展现出潜力。PRAME作为比MAGE-A4表达更广泛的癌睾抗原，显著扩大了潜在治疗人群。

主线二：真实世界证据的成熟。afami-cel的153例真实世界汇总分析，中位随访达46.4个月，是迄今实体瘤TCR-T领域规模最大、随访最长的真实世界证据。这对于难以开展大型随机试验的罕见瘤种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实体瘤细胞治疗正从“注册试验”走向“临床常规”。

主线三：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扩容。darovasertib联合crizotinib的OptimUM-02研究，在一线HLA-A2阴性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中达到主要终点，这一突破恰好弥补了tebentafusp仅适用于HLA-A2阳性人群的缺口，实现了对该疾病的“亚型全覆盖”。

对临床实践的即时启发：分子检测与HLA分型必须前置，这是患者获得所有潜在治疗机会的前提；“一个靶点、多个罕见瘤种”正成为主流研发范式，能有效绕开单病种样本量不足的困境；细胞治疗与靶向治疗应协同覆盖不同亚群，而非彼此替代；必须诚实、清晰地讲清证据等级，向患者和同行传递数据时，需明确其样本量、随访时长和研究阶段。

当被问及罕见肿瘤研究是否已实现从“借鉴”到“创新”的转变时，焦教授的判断是：在关键领域，这个转变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罕见肿瘤甚至开始反过来引领常见肿瘤；但整体仍不均衡，”局部引领、整体补课”是更准确的描述。

“引领”的证据首先来自治疗手段的源头创新。2024年获批的lifileucel是全球首个用于实体瘤的TIL疗法，同一年加速批准、2025年完全批准的afami-cel是首个用于实体瘤的工程化TCR-T，而2022年获批的tebentafusp则是首个ImmTAC。这三个“第一”均诞生于罕见肿瘤，而非从常见肿瘤搬过来的，它们是在为整个实体瘤领域探索新路。

更深层的创新体现在方法学贡献上。tebentafusp的RECIST客观缓解率仅约5%，却显著延长了总生存，这一“应答-生存脱节”现象迫使整个领域承认传统RECIST标准的局限性，推动了肿瘤学终点设计的反思。此外，泛瘤种审批范式本身，就是被罕见和低频分子事件逼出的制度创新，至今已有8个方案获批。在这一全球趋势中，中国也贡献了原创力量，satri-cel（CT041）2025年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实体瘤的CAR-T，随机对照Ⅱ期结果发表于Lancet。

焦教授把转变的驱动力归结为四点，其中第一条是根本性的：第一，罕见肿瘤分子出身的“纯粹性”。罕见肿瘤往往是“一瘤一驱动”，如SS18-SSX融合基因在滑膜肉瘤中接近100%。其分子出身“干净”，反而是机制驱动型原创研究最理想的对象。他的团队数据库显示，标志物中融合基因占比最大（36%），而融合正是最容易成药的一类。第二，监管范式的创新，泛瘤种审批、加速批准等路径使极小人群的药物研发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第三，技术平台化，一个TCR-T/CAR-T平台可对应多个罕见瘤种，摊薄了研发成本。第四，组织化协作，篮子试验、多中心网络等解决了入组难题。

但焦教授也指出了不均衡的一面。罕见肿瘤有200余种，谱系极度分散，近七成瘤种的生物学行为被判定为“多变”。创新目前仍集中在少数有明确可成药靶点的瘤种上，覆盖整个长尾是下一个十年的任务。

焦教授强调，罕见肿瘤的循证医学，不可能靠“缩小版的III期随机对照试验”去完成，真正的出路是让试验设计去适配罕见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他从罕见肿瘤的三个核心特征出发，推导出未来临床研究设计的核心方向。

特征一：“一瘤一驱动”且“驱动跨瘤种共享” → 篮子试验是主战场

一个瘤种往往由一个高频驱动事件决定，且同一个驱动会横跨多个瘤种。这一特点决定了篮子试验是最符合逻辑的设计，这已被NTRK、RET、BRAF V600E等多个成功案例验证，并催生了8个泛瘤种获批。

特征二：内部异质性低 → 伞型试验下沉到家系

伞型试验是为分子高度异质的大瘤种设计的。罕见肿瘤“一瘤一驱动”，内部亚型少，在单病种层面“撑不起来”。其用武之地应放在家系层面，如软组织肉瘤家系内部。策略应是“篮子为主、伞型下沉到家系、二者互补”。

特征三：长尾极度分散 → 平台试验与主方案

对于绝大多数长尾瘤种，单个试验的固定成本无法摊薄。平台试验/主方案是唯一经济可行的路径，其共享对照组和基础设施，天然契合“一个靶点、多个罕见瘤种”的研发范式。

有了新的设计，必须有配套的方法学革新，否则无法得出可靠结论。

1.  统计学：采用贝叶斯层次“部分借用”模型。不能假设不同组织学背景结果完全相同。应用贝叶斯模型在各篮子间部分借用信息——结果一致时加强效能，结果偏离时自动收缩。

2. 对照选择：警惕外部对照，善用患者自身对照。近七成罕见瘤种“行为多变”，外部历史对照偏倚风险极高。更稳妥的思路是让患者做自己的对照，例如使用生长调节指数。

3.  终点改革：引入ctDNA分子应答，重新审视RECIST。tebentafusp的案例证明“应答-生存脱节”真实存在。应引入ctDNA分子应答作为早期读出指标，并将总生存（OS）期和缓解持续时间置于更核心位置。

4.  基础设施：建立前瞻性注册登记与真实世界数据体系。这是患者入组的漏斗、外部证据的来源和上市后确证的载体。

罕见肿瘤循证医学的答案，不是“降低证据标准”，而是“更换证据的生成方式”。焦顺昌教授最后总结道，具体而言，按靶点横向募集（篮子）、把伞型下沉到家系、用主方案平台摊薄长尾成本、用贝叶斯部分借用换取效能、用患者自身对照抵消行为多变、用ctDNA与OS取代失灵的RECIST、用注册登记与真实世界数据闭合证据链。这套组合拳做成了，罕见肿瘤才可能不再是“证据的荒漠”。

罕见肿瘤单个少见，合计却约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22%——相当于每 5 位癌症患者中就有 1 位患的是罕见肿瘤。它是一个"合起来很大、分开都很小"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能做的第一步其实并不难：给每一位罕见肿瘤患者做全面的分子分型，想到细胞治疗，想到临床试验。罕见，但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