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的拒绝和恐惧带来的问题

“重生讳死”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许多外来文化的重要特点。“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了芸芸众生信奉的理念，“不得好死”则成了老百姓对仇人最狠毒的诅咒。自孩童时代起，人们就能感知大人回避、忌讳死亡话题，在一些影视作品和庙宇中看到所谓阴曹地府的恐怖画面，有的还听过一些逝者灵异事件的传说。这些，无形中都成了孩童死亡教育的“启蒙教材”，造成了他们成年后对死亡的拒绝和恐惧。一切与死亡有关的都被认为是不祥的、晦气的：死过人的房子叫凶宅；死者的遗物“阴气重”，要烧掉。至亲一咽气似乎马上成了凶鬼恶煞，不敢让小孩靠近告别，对青少年错失了死亡教育的大好时机。因为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不理解死亡，便不懂得珍惜生命。社会上不时发生的青少年的自伤、自杀事件，以及暴力伤害事件，就是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双缺失”的恶果。

死亡还被看做医学的失败和医生的无能。患者一旦死在医院，医生马上就矮了三分，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医闹也常常乘虚而入。在一个以家庭为核心单元的面子社会，一个人如果不倾尽资财治疗长辈、亲人，会被看作不孝，导致很多人迫于压力进行一些明知无济于事的“治疗和抢救”。

而医院往往是遵照患者本人或家属的要求，或者为了“免责”，进行明知无益的“临终救治”。于是，在医院的ICU都会见到这样的场面：濒死者身体布满管道，各种抢救仪器哒哒作响，闪烁着的红蓝信号灯和呼叫声随时都会招来医护的一番忙碌；患者气管切开，插着管子不能与亲人交流，流露出痛苦无助的眼神……在这种情形下，患者没有任何私密空间和个人隐私。患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最需要子女尽孝的时刻，一切由医务人员和护工代劳，子女却被挡在了病房门外，导致他们失去了与亲人相伴的最后权利，无法享受到人世间最后的温情。

有些医疗抢救措施既无必要，也不人道

其实，有些表面上无可挑剔、符合规章的医疗抢救措施既无必要，也不人道，许多情况下，只是为了表现医护“正在尽力”，彰显现代科技的无所不能。对患者而言，这种痛苦不堪的抢救可能违背了其个人意愿，疏离了亲情，因而是残忍的、不公平的。可悲的是，许多患者的亲友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也不太知情，只要见到医务人员还在“忙活”，就心存希望，否则就会抱怨，甚至责难。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抢救”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分配的极大不公。目前，我国的医保制度没有对“抢救”费用的报销范围做出明确的划分，造成了表面上符合“规定”实际却很不合理的浪费和漏洞。由于缺乏对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的正确理念和认知，不少医保机构把事情“做反了”——支付了不该支付的昂贵的过度治疗和过度抢救费用；对一些相对便宜又必要的、应该予以报销的药物、消耗品和劳务，反倒不予支持。耗尽了精力和钱财的患者及其亲属，在最后关头有时连止痛药费都无力支付，只得在剧痛中忍受煎熬，陷入绝望。这些成了推广安宁疗护的现实障碍。

提倡做好生命的善终和灵魂的安置

面对这样的困扰，美国医务界在上世纪70年代即提出，让患者清醒时即对自己病危时所需要或拒绝的医疗措施有所交代，签订生前预嘱。进入90年代后，国内外医学界对于终末期患者的救治已经达成共识：关注并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既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

我国推行生前预嘱则是在2000年之后。2006年，我国首个以宣传生前预嘱为己任的《选择与尊严》网站建立，在提倡自然死亡、反对过度抢救，以及开展生命及死亡教育方面，做了不少有影响的开创性工作。2013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建立。协会的首任会长是已故的陈小鲁先生，现任会长是罗点点女士。协会采纳我国法律、临床、心理等领域专家的建议，推出了更适合我国法律环境和民众文化习惯的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这“我的五个愿望”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今年1月，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还上线了“五个愿望”的微信版本，使得填写更加方便。

生前预嘱活动直面死亡，提倡每个人都做好生命的善终和灵魂的安置，为人生画一个完美句号。但是，生前预嘱不只谈死，更谈生，而且是更多地谈生；生前预嘱既是关于如何“死得好”的优逝教育，更是“如何珍惜现在，好好活在当下”的生命教育。

生前预嘱活动主要关注老年人，是我国进入深度老年社会的刚性需求，同时也是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生命教育、孝道教育，有利于青年一代健康生死观的确立和健康成长。

生前预嘱更有利于推动以死亡为主题的公序良俗的形成，促进社会秩序良善、社会风俗纯化。目前，我国生前预嘱虽然尚处于民间推广阶段，但因其没有任何与法律相悖之处，相反还通过公民个人对生前预嘱的支持，发挥了移风易俗的辐射能力，参与了良善风俗的共创。令人欣慰的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今年以来，《选择与尊严》网站的访问量迅速攀升，“我的五个愿望”的填写量大为增加。这说明“优逝”理念在我国已逐渐深入人心，也必将推动与优逝相关的专项立法工作的进程。

（作者为陆军总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生前预嘱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此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本文转自：公众号“文化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