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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怎样影响OSA的治疗?

2021-05-26作者:论坛报沐雨资讯
其他神经疾病非原创

不同伴侣群体中OSA患者

CPAP治疗的多维评价


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伴侣是生理和情感的最大社会支持来源。伴侣可以对患者的健康行为产生影响,并且可以帮助患者坚持相应干预治疗措施。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伴侣参与可以影响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OSA)患者对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的依从性,但是目前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Monique等人针对不同伴侣群体开展了相关研究,选出了特定伴侣群体并分析了CPAP治疗120天后其与CPAP依从性的关系。

01

研究方法:

该研究的研究对象为2015年5月至2016年12月从法国8家私人睡眠中心招募新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且既往未曾使用过CPAP的患者。依据多导睡眠图(PSG)或家庭睡眠测试(HST)确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的诊断。


研究中收集相关社会人口学变量,使用Epworth嗜睡评分(ESS)和 Quebec睡眠问卷(QSQ)评估患者疾病相关健康生活质量。使用矢适应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DAS)和婚姻质量指数(QMI)评估伴侣关系。此外,患者需要评价其伴侣在近1个月内鼓励自己使用CPAP的程度,1分(完全没有)到5分(非常)。

02

数据分析:

使用VarSelLCM R package进行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在290例患者中识别同质的伴侣群体。校正患者基线变量(年龄、BMI、性别、AHI、ESS评分、CPAP面罩类型、CPAP类型)后,使用多元混合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伴侣群体与第120天结局(CPAP依从性和ESS评分)之间的关系。

03

研究结果:

研究最终通过潜在类分析法识别出3个不同的伴侣群体:老年退休组群体、年轻工作群体;中年忙碌群体。在婚姻状况、育儿、相同就寝时间、共用卧室、床垫尺寸、在一起的年数、工作、出差时间、年龄和性别方面,每种伴侣群体都有相似特征(Table2)。



基线时,在ESS评分方面,与老年退休组相比,年轻工作组(M=12,IQR:8~16)和中年忙碌组(M=11,IQR: 7~15)显著高于老年退休组(M=7,IQR:5~12)( p < 0.01)。年轻工作组的QSQ评分高于老年退休组(分别为M=71,QR:55~83和M=60,IQR:45~70,P<0.01)。而依据QMI评分,老年退休组的婚姻质量(M=18,IQR:16~21)低于其他两组(M=20,IQR:18~22和M=20,IQR:17~22,P< 0.01)。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伴侣对CPAP依从性影响有显著差异,与年轻工作组和中年忙碌组相比,老年退休组的CPAP依从性最高,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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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混合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经口面罩的使用和伴侣群体类型与CPAP的依从性有关。与老年退休组相比,年轻工作组的CPAP依从性显著降低(−30 min,IQR:−54~−4,P=0.02)。使用经口面罩的患者CPAP依从性显著降低(-40min,IQR:−68~−12,P=0.006)。


在睡眠情况方面,与老年退休组相比,年轻工作组和中年忙碌组ESS评分显著下降。(年轻工作组-2.84,IQR:−4.30~−1.38,P<0.01,中年忙碌组-1.64,IQR:-3.2~−0.05,P=0.04)。同时,年轻工作组中患者QSQ评分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老年退休组和中年忙碌组(P<0.01)。推测这主要是由于ESS评分的显著降低造成的。


在伴侣浪漫关系方面,老年退休组和年轻工作组的DAS评分在120天后有显著改变,年轻工作组DAS评分增加3分(IQR:−1.5~7),而老年退休组DAS评分减少2分(IQR:−6~6)。


而三个群体中QMI随时间没有显著变化。120天后,老年退休组的QMI依然显著低于年轻工作组。


该研究同样对伴侣睡眠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老年退休组的伴侣睡眠质量低于年轻工作组。与年轻组或中年组相比,老年组的伴侣更容易受到噪音干扰。


此外,在CPAP治疗中,三组伴侣参与度没有显著差异。与中年忙碌组和老年退休组相比,年轻工作组中伴侣的参与程度略有上升趋势,但这一差异不显著。

04

总结与分析:

这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使用了潜在类别分析确定了三对伴侣群体:老年退休群体、年轻工作群体和中年忙碌群体。研究由此评估了不同伴侣群体对CPAP依从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退休群体的CPAP依从性显著高于其他两对伴侣群体。本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年龄增长与CPAP的高依从性相关。在CPAP治疗120天后,年轻工作组和中年忙碌组的ESS评分显著降低,但ESS和QSQ的显著改善并不能转化为更高的CPAP依从性。这表明CPAP依从性也受到不同社会活动和生活限制的影响,如儿童保育、工作、睡眠质量和持续时间。


此外,老年退休组和年轻工作组在基线和120天后的DAS评分有显著变化:年轻工作组的DAS增加了3分,而老年退休组则下降了2分。对于老年退休群体,尽管其CPAP依从性最高,但DAS评分最低,推测这主要是由于内聚力(如交换意见,进行冷静讨论)和共识得分(即处理财务、社会生活、生活哲学、重大决策、家务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由于研究的时间较短(即120天),而且CPAP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有限,所以3个群体中QMI随时间均无显著变化。


经分析,该研究同时存在了以下限制:


1、研究征求患者和伴侣双方同意,这可能导致研究偏向于选择了关系更为融洽的伴侣。


2、研究中大多数OSA患者为男性。但对研究中女性OSA患者进行的亚组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在整个样本中获得的结果相似,但未来的研究样本中需要包括更多的女性患者。

结语:


本研究表明。在不同OSA患者的伴侣群体中,CPAP依从性有显著性差异,老年退休群体的CPAP依从性显著较高。针对初诊OSA患者,评估伴侣关系和婚姻质量十分必要,我们应当将伴侣纳入CPAP治疗计划中。


来源:天坛医院神经精神医学与心理科(作者:王春雪教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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