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液体复苏、抗感染等治疗措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脓毒症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免疫功能紊乱导致的免疫失衡是其重要原因。管向东教授及团队在2013年发表的以胸腺肽α1为代表的ETASS研究显示出免疫治疗在脓毒症救治中的前景，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及认可。但对于脓毒症的免疫治疗，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切实的临床证据与精准的使用时机。因此，重症免疫研究协作组联合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发起“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和治疗流调与最佳临床实践项目”，项目已于2019年8月23日在广州扬帆起航！

继西南区、南区、中区启动会之后，11月16日在首都北京成功召开北区启动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林洪远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隆云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会议，来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30余位重症领域专家学者、医师同道齐聚一堂，开展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和治疗流调实施细则研讨，交流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及治疗最新进展，分享流式项目标准化操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健锋教授作为项目发起者，详细介绍了项目整体规划、《中国脓毒症免疫监测与免疫治疗现状调查表》具体内容及实施细则，并邀请与会专家、同道对流调表各板块内容设置及线上填表方式等进行讨论、把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郭剑颖教授分享“脓毒症免疫识别与治疗”专题报告，给大家带来脓毒症所致免疫抑制的认识、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及治疗进展；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茵教授讲解流式项目的标准化操作，分享免疫监测相关指标的临床意义。现场专家积极参与讨论，气氛火热。

在讨论中，林洪远教授指出虽然脓毒症支持治疗的进步，使得急性期病死率显著下降，但更多的患者进入慢性危重症阶段，随着患者存活时间的延长，病死率仍在不断上升，因此我们要关注脓毒症的整个过程及长期预后。林教授认为脓毒症患者全身炎症反应与免疫抑制并存，前者诱导了免疫抑制，后者引发了严重感染，反过来又推动全身炎症反应，两者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抗炎和免疫增强治疗成为脓毒症免疫调理治疗的基本对策，且抗炎不得损害免疫功能，免疫治疗不得加剧炎症反应。同时满足这两点要求的药物有限，胸腺肽α1是其中之一，胸腺肽α1作为人体内源性的物质，在增强免疫功能的同时不会激活炎症反应。会议现场

会议期间，项目组特别采访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常松教授及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俊珍教授，邀请专家们就目前脓毒症免疫治疗的现状、未来前景、临床诊治经验及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与治疗流调和最佳临床实践项目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附：采访文字要点

近年来，免疫治疗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与临床实践均取得了显著成果，在重症领域，自2013年以胸腺肽α1为代表的ETASS研究发表之后，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与认可。目前全球范围内亦有多项研究在脓毒症领域开展，能否请您谈谈目前脓毒症免疫治疗中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免疫治疗的在该领域的未来前景如何？

王常松教授：首先，免疫治疗在未来一定是脓毒症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目前存在的问题或挑战有哪些？第一，目前对脓毒症的机制认识尚不完全清楚，我们不知道机体什么时候处于免疫激活期，什么时候处于免疫抑制期。当接诊一个脓毒症患者之后，难以判断机体当下处于脓毒症的哪个阶段。第二，临床上缺乏‍‍客观、有效的指标评估机体的免疫状态。是用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及比例，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抗原-DR（HLA-DR）的表达，还是其他的生物学标记物来评估，尚缺乏强有力的临床证据。第三，脓毒症患者的异质性会影响其临床结局，相同的诊疗措施在不同的患者身上疗效可能相差甚远，针对不同病因所致的脓毒症患者，是采用广谱的免疫增强药物还是针对某一靶点的免疫调节剂，这也是一个问题。我想未来应该是首先对有相同病因、共同发病机制的脓毒症患者进行分层，然后再采取相应的评估与治疗，将会为脓毒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高俊珍教授：脓毒症是有一个创伤或者感染之类的诱发因素后，在有基础病或没基础病的基础上，发生了多脏器功能障碍。多脏器功能障碍一旦发生，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脓毒症的死亡率非常高，临床上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多脏器功能障碍，造成这么高的死亡率呢？‍最重要的机制就是感染诱发了免疫紊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免疫激活，一个是免疫抑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感染，不同的基础疾病，不同的机体，诱发了免疫激活还是免疫抑制，还是两者皆有？目前尚难以识别，尤其是难以识别免疫抑制状态。首先，现阶段机体呈现的、可识别的哪些临床特征提示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临床上没有共识；其次，‍‍是生物标记物，目前临床上可以普遍实现检测的生物标记物对免疫抑制可能提示性差。‍‍所以最大的挑战是，由于免疫系统的复杂性，目前没有一个达到共识的、标准化的东西识别免疫状态，因此临床干预手段有限，逆转患者结局困难。但也由此可见，一旦解决免疫识别的问题，免疫治疗必将为脓毒症患者带来曙光。

如何评价免疫调节剂胸腺法新在脓毒症的治疗作用？能否具体谈谈您的临床经验？

王常松教授：虽然管向东教授及团队发表的ETASS研究初步证实了以胸腺法新为代表的免疫调节剂在脓毒症领域的疗效与安全性，但免疫调节剂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影响还需要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证据支持。不同于其他中心的是，我们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本身都是肿瘤患者，因此会在早期就展开免疫功能监测，结合监测资料，及时的给予一个经验性的免疫治疗。

高俊珍教授：虽然目前胸腺肽α1在临床上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在我个人的实际临床工作中，确实看到了胸腺肽α1免疫增强的效果，而且副作用也相对小。‍曾经救治过的几名脓毒症患者，在积极处理病因的基础上，使用胸腺肽α1免疫增强药物后，都达到了比预期要好的结果，不好说3-5年或者更长期的生存率如何，至少目前均康复出院达1年，这也给了我免疫治疗一定的信心。但目前这只是几个个案的临床经验，不足以指导临床治疗。在什么时间使用、用多大剂量、多久疗程，才能维持住患者正常或增强的免疫状态，以对抗原发疾病，这些问题，未来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能否谈谈您对“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和治疗流调与最佳临床实践项目”的理解和期望。

王常松教授：2018年在欧洲，已经有一批重症医学科、检验科及免疫学的专家聚在一起，展开了类似的项目，旨在打破脓毒症免疫治疗从基础向临床转化的鸿沟。所以说，吴健锋教授发起的这个项目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除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的治疗现状外，也有利于未来开展一些高质量的多中心临床研究，为脓毒症免疫治疗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和方向。

高俊珍教授：首先我认为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也非常感兴趣和支持，也是要积极参与的。这种集全国上百家三甲医院力量的多中心研究，收集的数据应该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肯定能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推动我们重症医学的发展。‍也期待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在免疫功能监测和免疫治疗上挖掘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编辑|中国医学论坛报 陈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