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病门诊量降低疫情后儿科有些“遇冷”

近期，记者在多家医院儿科诊室走访后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儿科疾病谱发生明显改变，以前夏季是儿科感染类疾病高发时期，例如发热、腹泻、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今年儿科意外伤害、坠楼、心理问题、内分泌问题等疾病数量明显上升。

同时，疫情发生后，一些家长有担心和恐慌心理，尽量不来医院看病，导致一些地方的儿科诊室“遇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科负责人杨子浩说，以往儿童内科门诊日均量有1000-2000人次，现在只有三四百人次。医院的住院床位也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外科床位、减少了内科床位，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通过互联网医疗加强与病人的沟通和随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孩子有一般的感冒咳嗽，家长们也不像过去那样心急火燎地带孩子去医院了，常见病、多发病患儿近期来得明显少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儿科医生说。

不过，随着近期季节变化明显，天气变化导致感冒多发，呼吸道感染小患者也明显增多，夜间儿科急诊量日益增加。

“在夜间，普通感冒能占到儿科接诊量的一半，这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有发烧、咳嗽症状的。”朱华说。

儿科老顽疾仍存：“又忙又累，收入还低”

“儿科门诊量大但含金量低，我们专科医院的医务人员收入也不是很理想，和付出不成正比，医学毕业生如果有其他选择，还是不愿意选择儿科。又忙又累，收入还低。”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儿童专科三甲医院医生说。

记者调研了解到，虽然疫情后儿科门诊量有些“遇冷”，但是儿科医生收入低、留不住人等“老大难”仍存。“我们儿科今年招了一个神经外科的研究生，刚过来实习一个月不到就走了，新生儿外科招人要求比较高、招人难度也大，优秀的人才很难首选儿童医院或儿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主任钭金法说。

朱华等儿科一线医生坦言，三级综合医院的儿科普遍萎缩较为严重，而且多以普通儿科为主，不可能进行细分。和其他科室相比，儿科属于不挣钱、风险高的科室，综合医院自然不爱发展；而且综合医院的儿科分科不细，主要看常见病多发病，医生自身的专业水平难以得到锻炼提升，很多医生也不愿意来。

“从医院科室创收来说，儿科可以说是垫底的。”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儿科主任刘向梅说，去年冬天科室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看到晚上六点左右，有的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

尽管工作量大、患者多，但儿科医生的收入仍然偏低。刘向梅坦言，儿科医疗服务的定价还是偏低，比如孩子做一次雾化治疗就8块钱，采一个静脉血6块钱。“一个患儿静脉输液2个小时，从医生看病问诊、到护士配液等一套流程需要2个多小时，医护人员只挣30块挂号费和10块输液费。”她说。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仍存在儿科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舒强介绍，以浙江为例，目前省级综合性公立儿科医院只有1家，11个地市基本没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在医疗服务价格、资金投入、政策规范等方面，都参照成人医院，与成人医院一个标准、一个政策，没有专门针对儿科医院的制度体系，也是影响儿科发展和地方建设热情的重要原因。

专家认为，基层儿科医疗机构因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患者不信任而门可罗雀；大医院专家本应主攻疑难杂症，绝大多数时间看的却是常见病，这进一步加剧了“儿科荒”。

“平战”结合破解“儿科荒”亟待主动作为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业内人士呼吁，儿科要主动作为，强化“战时”和“平时”的两手准备，做好平战结合，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建立规范、有效、持续的发热门诊，确保儿科正常运转，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彻底加快改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属性和收入分配机制，适当向儿科倾斜。朱华呼吁，儿科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科室，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在现有情况下，儿科的用药、治疗都不挣钱，儿童专科医院日子不好过，综合医院的儿科更难。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倾斜，如果都让医院自收自支，那不挣钱的儿科必定会日益萎缩。

“疫情后，儿科常见病门诊量有所减少，希望加强儿科医生的晋升、培训机制，让儿科医生能加强科研攻坚，提升专业素质。”杨子浩说。

完善儿科诊疗体系架构。刘向梅等呼吁，在省级层面建立“儿童疾病分级诊疗”平台，每个地级市应建立至少一家专门的儿科医院，以“集团化”管理模式打通人、财、物，探索分级诊疗与培养基层儿科人才相结合的创新路径。

鼓励大医院与社区医院共同发展儿科医联体。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以标准化诊疗流程输出为突破口，配套建立有专家团队支撑的转诊“绿色通道”，创建了医联体“华西妇儿联盟”。此举改变“送医帮扶”传统模式，通过给医生赋值赋能，填补了服务“短板”，破解了基层医患“信任困局”。不到一年，基层试点单位接诊患儿近两万，随访满意率逾97.8%。

有关专家还建议，顺应互联网医疗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优化儿科医疗服务流程、提高儿科服务效率。